2、台灣內部在法律制度上完成法理“台獨”的程度，或者“台獨”（或者“去中國化”）的法律化程度。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各種立法、規章、政策中對兩岸關係的定位；各級法院釋法、官方執法中對兩岸關係的定位；通過“釋憲”、“公投”、“憲改”、“制憲”等行為達至“台獨”或“去中國化”的程度，這裡還特別涉及到“領土”、“疆域”的法律規定部分；台灣民眾對實現法理“台獨”的內心確信程度。在當下的台灣，法理“台獨”是正在進行時，不是有無問題，而是程度問題，儘管涉及“領土”、“疆域”的憲法規定是重要指標。這裡接近零界點的問題是，台灣是否還在法律上維持著同“中國”有意義的聯繫？
3、台灣外部關係完成“台獨”構建的程度，主要是台灣與外國（主要是美國，也不排除日本）構建政治關係特別是軍事關係的廣度和深度。可以觀察的指標包括：台灣與外國在軍售、情報、軍官交往、指揮系統等的合作程度、層級；太平島的未來用途，特別是安全用途及其是否受制於人。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即台灣在安全上與大陸敵對的意願和程度；或者台灣作為外國圍堵大陸戰略的一個環節發揮作用的程度；或者台灣與外國軍事合作是否已經現實地對國家主權、領土完整構成嚴重威脅。接近臨界點的問題是：台灣與外部強權的安全合作或者實質關係是否已經達至中國實際上“已經失去台灣”的程度；或者，這種合作是否已經使得台灣甚至失去任何哪怕回到某種中間地帶的可能？最近美國通過《2017財年國防授權法案》，大幅提升美台軍事交往層級，嚴重危害中國主權。實際上，美台軍事合作程度與“台獨”升級成正比，也與兩岸走向最後攤牌可能成正比，與台灣安全和獨立自主成反比。
顯然，台灣在社會文化和法律政策上推進“去中國化”的程度和速度，以及與外國構建安全合作的程度和速度，將決定兩岸關係的惡化程度，決定兩岸是否以及何時走向最終攤牌的臨界點。一切關心兩岸和平、關心中華民族未來命運的人們不能不對此抱持深刻憂慮和高度警惕，不能不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行徑。
（本文作者尹寶虎系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會秘書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