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利用涉藏、涉港議題挑釁大陸，彰顯“民主鬥士”形象
“時代力量”成員黃國昌、林昶佐、徐永明等人以“民主鬥士”自居，黃國昌早在2012年就參與“反旺中”行動，並成為“島國前進”等“太陽花學運”發起團體的重要領袖；林昶佐曾任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理事長，與海外“藏獨”團體關係密切，獲得西藏行政中心頒發的“最佳國際援藏藝人獎”；徐永明則長期以大學教授身份，對大陸以及國民黨進行較為偏激的批評。今年取得“立法院”舞台後，“時代力量”進一步利用西藏及香港議題加大打“民主牌”力度。9月3日，林昶佐及民間團體“西藏台灣人權連線”前往印度達蘭薩拉，拜訪達賴喇嘛，並邀請達賴訪台。10月7日，由林昶佐牽頭任會長的“台灣國會西藏連線”正式成立，民進黨“立委”蕭美琴任副會長。林昶佐表示，未來將繼續在“難民法”、“移民法”修正和廢除“蒙藏委員會”上發揮作用，在涉藏問題上要更多發聲、關注西藏人權，以此對大陸施壓。“時代力量”與香港泛民主派及本土派也保持密切聯繫，相互呼應。今年台灣“大選”香港泛民主派及本土激進勢力派員赴台灣觀選後，“時代力量”又在香港立法會選舉後發表聲明稱，“恭喜支持香港人民前途自決的泛民派及本土派在席次上大有斬獲”，“支持港人一路以來追求民主與自決的努力”。黃國昌還在臉書發文，“欣見香港年輕世代，進入立法會實踐理想，改變香港政治”。徐永明表示，香港議員選舉不少“本土派”當家，是受到台灣選舉的影響，未來香港有關“民主”、“認同”議題仍會持續發燒。
“時代力量現象”是台灣社會思潮與民意變化的反映
“時代力量”以體制內方式參與政治運作時間雖短，卻能以島內社會思潮與民意走向為支點，撬動龐大選民板塊，“時代力量現象”背後反映的問題值得關注。
首先，“時代力量”崛起與台灣青年世代中國認同缺失具有關聯性。“時代力量”政壇表現激進，但又與傳統上的“台獨基本教義派”有所差別。“台獨基本教義派”中的骨幹力量現多年齡偏大，而“時代力量”成員及擁躉多為成長於李登輝、陳水扁執政後的台灣新世代群體，其價值觀形成階段恰逢當局有意推動“去中國化”，從而導致很多人中國認同缺失。因此從領導層到支持群體，具有明顯的“天然獨”特徵，將推動台灣“正常國家建構”視為“天然使命”，而非老“獨派”的“革命目標”。
其次，“時代力量”崛起是台灣社會本土主義與民粹化的反映。時殷弘教授認為，“全球政治文化正在頗為顯著甚至急劇地發生朝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方向變更的趨勢”，“在台灣地區導致台獨政黨經普選大勝而執政的大眾政治大變動”，都顯示這種趨勢的風行傾向。③台灣政治文化是否走向民族主義尚需觀察，但從本土主義向民粹化發展的路徑已經開啟，“時代力量”也將“取代國民黨，成為第二個本土政黨”設立為本黨的目標。台灣的本土主義與民粹化表象背後，有其深刻的社會經濟根源，即過去支撐台灣經濟高速發展的外環境已經改變，加之多年來藍綠惡鬥導致行政效率下降、社會資源耗損，嚴重制約了台灣經濟的健康發展與轉型升級。同時，台灣近年來所得分配不均的病症未見好轉，“世代剝削”加重、貧富差距拉大，這就逐步醞釀滋生了強大的社會不滿情緒。這股情緒首先宣洩的對象是當時尚在執政的國民黨，並在民進黨的操弄下將矛頭指向國民黨的兩岸政策，指責“兩岸交流紅利被特定階層享受”，“讓台灣深陷對大陸的依賴”。隨著島內“反中”情緒發酵，加之保守主義與“小確幸”思潮在島內興起，使得“維護台灣主體性，維護公平正義”成為社會流行的政治正確，也成就了“時代力量”乘勢崛起。“時代力量”又借勢以更加激進手段推動帶有民粹色彩的排他性認同，在激化島內政治對立的同時也激化了兩岸對立。
第三，“時代力量”崛起是台灣政治格局重組與“世代意識翻轉”的展現。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建立在省籍、族群、“統獨”對立之上的二元格局塑造了台灣兩黨政治的基礎。但從2014年“九合一”選舉到現在，台灣政治格局發生了持續性的結構重組，這種重組已不僅僅是過去“你方唱罷我登場”的簡單政黨輪替，而是出現了多極化與“世代翻轉”共進的局面。一方面，國民黨內部裂痕未能彌合，實力萎縮，並向政治光譜的邊緣回縮。民進黨則努力淡化“統獨”對立，向中間靠攏，但進展有限，同時還丟失了部分深綠基本盤。以“時代力量”、柯文哲等為代表的第三勢力興起，台灣政治開始從民主轉型後的二元對立走向新的格局重組。另一方面，今天的台灣年輕世代，其生存法則與核心價值觀已出現迥異於上一代人的巨大變化。傳統上青年世代與其他年齡段群體相比，對政治參與較為冷漠。④但2013年以來，生活在網路時代的台灣青年群體政治參與呈爆炸式增長，從“反核四”、“白衫軍”、“太陽花學運”等一系列社會運動開始，青年世代成為影響“九合一”選舉以及2016年“選舉”的關鍵力量，2016年也被稱為“台灣的世代翻轉元年”。“時代力量”所展現出不同於傳統政黨的理想和熱情，受到了台灣新世代選民的廣泛認可。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7月份所做政黨偏好度調查，民進黨的偏好度以30.4%居冠，國民黨16%，“時代力量”14.9%，親民黨7%。但若按照年齡細分，25-34歲年輕族群中，“時代力量”以31.4%的支持率居首位，超過第二名民進黨的24%。⑤
第四，“時代力量”崛起是台灣發展階段社會結構固化，與青年世代流動性不足之間矛盾的反映。台灣在上一輪工業化浪潮中崛起，但在新世紀以資訊技術為先導，特別是最近十幾年以互聯網為核心的產業革命浪潮中，雖然也曾佈局資訊產業，但因發展環境、政策失誤等因素，卻“起個大早，卻趕個晚集”，導致目前核心競爭力下降，經濟活力和發展優勢逐步喪失。另一方面，台灣雖然已進入後工業化社會，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比較高，但台灣第三產業普遍存在低端化、高附加值企業數量偏低的特點，這種局面導致雖能解決年輕人就業，但所提供崗位薪資普遍與其受教育程度及心理預期存在較大落差。從社會人口結構看，目前台灣20-39歲的青年人口有700多萬，約為總人口的30%，有投票權人口的40%。雖然台灣青年世代絕對數量多，近年來政治參與意願高，但從總人口比例以及社會影響程度看，台灣的50、60後乃至年齡更大群體仍佔據人口多數，更關鍵的是，這批人是台灣經濟騰飛的既得利益者，並依然佔據社會各行業的重要位置。此種社會結構難以撼動、島內經濟成長動力又顯著不足的情況下，台灣青年世代向上流動的空間與其前輩相比反而更加狹窄。因此青年世代雖然普遍受過良好教育，卻面臨更為嚴峻的生活壓力。此困局與本土主義、民粹情緒不斷激蕩，為社會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群眾基礎，也孕育出了“時代力量”之類打著本土旗幟的新興政治勢力。
註釋
①“時代力量第一屆辯論賽 黃國昌勉勵學生勇敢面對問題”，yam番薯藤新聞，2016年11月6日。
②“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爭議 時代力量黃國昌這麼說”，《自由時報》，2016年11月12日。
③時殷弘：2016年11月30日在“新形勢下全球治理與氣候行動展望”會議上的發言稿，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④吳樂揚：《台灣青年政治冷漠現象及影響因素分析》，《中國青年研究》，2013年第11期。
⑤紀淑芳：“時代力量打帶跑力撐2018選戰空間”，《新新聞》，第1551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2月號，總第23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