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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政府的東亞政策具有可塑性 |
中評社╱題：淺析特朗普的亞太政策對東亞安全的影響 作者：郭至君（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國際部主任
前言
近期以來，美韓軍演一場接一場；朝鮮試射導彈、大規模的閱兵動作接連不斷；關於朝鮮可能進行第六次核試驗的預判不斷增強；台灣領導人蔡英文與日本政府聯繫愈加緊密；大陸社會和精英階層頻頻出現“武統”台灣論調；日本政府希望採購美國“薩德”反導系統的聲音也越發凸顯……東亞，這個人口稠密、經濟文化社會各個方面都交流熱絡的地區，正被極度不安全的疑雲籠罩，戰爭似乎一觸即發。
從地理結構上來講，東亞即是指亞洲的東部，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蒙古五個國家。而從地緣政治上來講，我們不得不再將美國以及俄羅斯這兩個大國考慮進來，而縱觀東亞地區目前整個態勢，我們必須承認，中美關係是東亞地區和平與穩定的決定性因素，冷戰後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基本穩定和經濟繁榮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於中美關係所發揮的穩定性作用。正如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所說，中美關係是東亞地區最關鍵的雙邊關係，穩定的時候，整個地區就會平靜無事，緊張的時候，整個地區也會不安定。眾所周知，去年底，特朗普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成為新一任超級大國的領導人。然而，從競選開始，其“政治素人”、“不懂外交”、“大嘴”、“推特治國”的形象已然深入人心，直到現在他已上任數月，但他的不可預測性和不可確定性還是專家學者們考慮評價美國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時必不可少的一點。也因為特朗普的當選，中美關係在短短一段時間內經歷了如“坐過山車”一般的變化。
因此，本文將試圖分析現在所能觀察到的、美國新政府已初步顯現的亞太政策，指出其與奧巴馬執政時期所用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的不同之處，並分析特朗普政府試圖構建的新版“亞太再平衡”戰略會給東亞地區帶來更多的不穩定性以及不安全性，強調在特朗普執政時期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會進一步給東亞安全秩序帶來消極影響以及特朗普政府的可塑性適用於其東亞政策，以此來呼籲該地區各國應盡快達成共識，攜手努力構建一個和平、穩定、安全、美麗的東亞。
東亞“安全困境”在逐步負向提升
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的理論中，“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它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採取的措施，反而會降低其他國家的安全感，從而導致該國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現象。①一個國家即使是出於防禦目的增強軍備，也會被其他國家視為需要作出反應的威脅，這樣一種相互作用的過程是國家難以擺脫的一種困境。著眼於當下的東亞安全局勢，筆者認為，東亞“安全困境”已經在逐步負向提升，若長期任由其發展將會導致軍備競賽甚至更加嚴重的後果。
舉例來說，朝鮮不斷發展的核武器以及彈道導彈技術就引起了東亞各國的高度警惕。事實上，朝鮮每試射一次導彈，周邊國家的神經就緊綳一次。跟隨朝鮮試射導彈挑釁而來的，有美國航母艦隊在半島附近海域的集結，有韓國繼續加快推進“薩德”系統的部署，有中國義正辭嚴的警告，也有日本企圖購買美國反導系統的野心……我們已經明顯看到，東亞各國已經為保衛自身安全而選擇“劍拔弩張”，危機有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這便是“安全困境”中的核心問題——國家之間的恐懼感和不信任感的最形象表現。
而根據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羅伯特·傑維斯所倡導的進攻性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來看②，國家之間會因為互相的提防而陷入一種不穩定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便極有可能出現最壞的境況——軍備競賽（Arms Race）。眾所周知，美蘇在冷戰時期的核武器競賽就是軍備競賽的一個典型案例。筆者認為，現在東亞局勢的極不穩定正好反映出了該地區面臨的“安全困境”正在日益嚴峻，而朝鮮的每一次導彈和核試驗都是在刺激東亞地區走向“安全困境”中最壞的結果——軍備競賽的導火索。只要朝鮮不放棄核武研發，這個“火藥桶”就隨時可能被引爆，釀成巨大災難。
目前看來，東亞的亂局已經形成，危險已幾不可逆。一旦東亞地區的任何一個國家繼續出現小小的事故，而這個事故又被其他國家誤判為實質性的威脅和挑釁，並作出有力回應的話，就有可能釀成大禍，引發真正的戰爭。現在東亞各國的互相“亮劍”，也是在警示這個地區的和平主義者們需要真正高度重視起目前所面臨的險境。
特氏“亞太再平衡”對東亞安全的影響
在東亞地區現有的“安全困境”中，中美兩國之間在安全方面的戰略競爭是不可忽視的一部分，可以說，今天東亞安全持續變化的核心問題是中美關係性質的變化。從奧巴馬執政時期開始，為了保障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外交與經濟等領域的主導地位，鎖定中國作為美國最主要的“戰略競爭者”的針對性戰略步驟正在不斷推進。③現如今白宮易主，出現了一位更加具有魯莽主義個人特色的領導人，就目前初步分析特朗普對於東亞安全具體問題所做出的反應來看，筆者認為，美國會用更加直接、更加犀利的手段進一步加強對東亞安全的管控，而這對於東亞地區實質上的和平起到了負面作用。
1、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並未結束
眾所周知，前美國總統奧巴馬任期內的亞洲政策中有一個很關鍵的名詞——“亞太再平衡”（Rebalancing Asia）。2011年11月，奧巴馬在自己的老家夏威夷抓住主辦亞太經合組織峰會的機遇高調亮出“轉向亞洲”戰略。美國政府開始從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爭撤出，同時尋求外交政策新亮點。而環顧全球，亞洲經濟的成功和中國的崛起無疑是21世紀初世界最大的亮點。因此，奧巴馬團隊便逐步把戰略重心移向亞太。今年3月，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在談到特朗普政府的亞太政策時，表示奧巴馬時期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經正式結束。④但是筆者認為，這個“結束”並不代表“終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美國需要強調其本身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美國的對外戰略一向都有極強的鬥爭性，它作為超級大國卻對自身霸權地位的穩定有強烈的不安全感，因此，美國對任何現實和潛在的挑戰都極為敏感，也一直在追求超穩定的狀態。⑤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2009年曾在東盟地區論壇上所表示的“We are back”一樣，美國希望通過該戰略避免其在亞太地區的邊緣化，不讓自己的重要性和影響力逐漸下降。
第二，在冷戰後的二十年中，亞太區域的經濟充滿活力且高速增長，該地區經濟在世界經濟的比重中大大提升，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中心。美國也希望通過“亞太再平衡”戰略，汲取亞太地區的經濟活力以拉動美國經濟的增長。因此亞太之於美國是其戰略和核心利益中不可缺失的一環。
中美關係是全球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但同時它也是全球在結構上最為複雜的一對關係。僅就21世紀而言，中美關係在合作中競爭，在競爭中有合作，而且這將是未來很長一個時期內的主流形態。因為，中國的崛起將不可避免地擠壓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空間，而美國也正敏銳深切地感受到來自中國的競爭壓力。在論文前部，筆者曾提到過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進攻性現實主義所主張的國家之間的不信任和恐懼，筆者認為，這也是美國亞太政策中一直存在的一個極富冷戰色彩的思維。對於中國日漸的強大和崛起，美國勢必會有所警惕、有所回應。如何應對一個更加強大、自信的中國已然成為美國面臨的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問題,而這一認識所引起的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不會隨著奧巴馬卸任就一併終結，而是將在他的繼任者——特朗普那裡有更為鮮明且具體的表現。
2、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會有新的表現形式且不利於地區安全
去年底，特朗普的兩位政策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亞歷山大·葛瑞（Alexander Gray）在《外交政策》上曾發表聯合署名文章《特朗普的和平——放眼強化亞太未來》（Trump's Peace Through Strength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一文，批評奧巴馬政府時期的“亞太再平衡”過於軟弱。文章主旨表明，特朗普的強化亞太未來將採用“實力促和平”的政策，維持美國在亞太的存在，只不過以不同的手段去實現它，而這一手段就是更為強硬的軍事手段。⑥再考慮到特朗普作為一位核心執政思想為“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崇尚“一對一解決問題”的單邊主義和愛用“推特治國”（tweet diplomacy）的總統，筆者認為，新的美國政府不僅不會放棄亞太，反而依然會牢牢把握這個外交重心，愈加重視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性和影響力。
舉例來說，在對待朝核問題，特朗普就和奧巴馬有著截然不同的政策。奧巴馬執政期間對朝鮮採取了“戰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的政策，依靠制裁和多邊主義管理危機，為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服務。但朝核問題在這樣的政策下並沒有得到實質性解決，反而其研發能力一步步加強，增加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朝鮮半島無核化進程不僅蹣跚不前，還隨著朝鮮挑釁次數的愈加頻繁而大有倒退之勢。⑦而特朗普在競選時以及上任之後已經多次明確展示了對朝的強硬立場。4月7日，美國向敘利亞扔了五十多枚“戰斧”導彈，給了朝鮮耐人尋味的警告。而在朝鮮最近一次試射彈道導彈後，特朗普政府立即表態要向朝鮮半島附近海域派出航母，並直接、公開地在白宮舉行的年度復活節滾蛋活動上對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喊話說：“要規矩一點（Gotta behave）”。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斯特最近也表示，在解決朝鮮半島問題上，美國保留“所有選擇”。此外，有美國官員透露稱，經過兩個月的研究，特朗普政府已經確定了對朝政策，即最大限度施壓，如果朝鮮改變其行為，再與其接觸。儘管美國新政府的話沒有說清楚究竟是用怎樣的應對方式，但已經清楚表明美國不會在朝鮮發展威脅性武器項目時袖手旁觀。可以說，特朗普所追求的“美國優先”原則，已經把增強美國軍事力量作為其外交戰略的支柱。
即使政策框架還未成型，但基於目前美國亞太政策的最新表述，大的方向和姿態已初見端倪。對於東亞現存的亂局，美國將在有益於美國利益的基礎上，同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和地區進行實力比拚以維護安全與穩定。筆者認為，與奧巴馬時期在維持美國領導地位的前提下運用多邊主義、控制霸權成本、發揮盟友作用的“巧實力”（smart power）概念相比，特朗普對於推廣民主興趣不大，而且現在的美國政府是堅持以利益來界定威脅的。特朗普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將奧巴馬相對溫和、相對間接的全面平衡戰略變成了非常直接的重點打擊戰略，長此以往，一定會給本就不平靜的東亞地區帶來高風險（High risk）,也會讓各國之間的猜忌繼續加深，不利於東亞各國和平友好地相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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