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們觀察特朗普主義向拜登時代的轉型調整，不能簡單地看雙方的競選綱領差異，而需要立足美國與世界的大格局與大戰略，準確判斷出特朗普主義提出和回應的問題性質及其沉澱下來的理念和政策，這些是拜登難以簡單回調和消解的。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拜登政府仍有基於民主黨執政理念和全球化路線的調整空間，這一回調動作不僅能夠回應和安撫美國的跨國公司、全球化精英與金融集團的利益，更可以得到盟友體系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一系列博弈相關方的理解和一定程度的合作。經由拜登的回調治理，美國被特朗普極限煽動起來的種族主義、逆全球化、冷戰主義及瓦解破壞既定多邊治理秩序和自由貿易秩序的危險風潮及其破壞性預期將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和治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將迎來一個短暫但關鍵的調整喘息期。
三、貿易戰的繼續與中美關係的四個隱喻
拜登時代，由特朗普開啟的中美貿易戰仍將在一定範圍和強度內持續下去，但極端升級的風險性可以得到管控。這是中國塑造新世界秩序的歷史契機：其一，通過與美國的正當對抗，給全世界一個正面印象，即中國堅持自由貿易、WTO規則及共享性發展倫理，破壞規則及造成各國利益損失的麻煩製造者是美國；其二，藉助貿易戰契機重新佈局國內產業及充實“一帶一路”經濟合作，加快推進“非美經濟共同體”的新全球化體系建構；其三，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真正探索出一條“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路，真正解決康德提出的“永久和平”難題，逐步超越1500年以來西方主導的“地理大發現秩序”，塑造一種陸海統籌、南北貫通、內外協調的新世界秩序；其四，貿易戰及相關的後續危機應對，正好是對2018修憲新體制正當性的一種間接證明，也是對其實際的制度效能的一種歷史檢驗。
從形象比擬的角度，中美關係在貿易戰格局下呈現出四種有所差異又相互關聯的隱喻模式：
其一，修昔底德陷阱模式。艾利森的這一隱喻具有非常形象化和歷史化的衝擊力，在學界和輿論場域成功製造了“熱點”效應，吸引了眾多無論具體立場如何的知識分子甚至政治家來蹭熱點，競相表達立場和存在感。但這一隱喻似是而非，並不確切，因為所謂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雅典和斯巴達對抗這樣的希臘文明的“內戰”現象，而中美對抗則不能簡單歸於同一文明的內戰，而更像是撒母耳·亨廷頓所謂的“文明衝突”。艾利森的模型衹是簡單移用西方自身歷史經驗，缺乏文明間的橫向比較和互動理解，因而衹具有形式化和比擬性的表面分析意義。
其二，G2與中美（Chimerica）共治模式。這也是一種關於未來中美關係的想像結構，基於對中美實力接近後如何和平相處的創造性設計，有點類似美國為“主”，中國為“副”。中國越來越多承擔美國卸載的全球治理責任和沉重的秩序負擔，也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中國民族復興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國家虛榮心。但這一隱喻模式一方面很難為美國所和平接受，因為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另一方面也不容易說服中國接受，因為中國不願意在自身未充分發展及權利未充分得到肯定的條件下就以虛榮名義承擔過重的全球治理責任，過大消耗國力，並可能與美國一起成為眾矢之的。中國希望以自身的道路和節奏走一條獨立自主的全球化道路，可以慢一點，但需要穩健和安全。
其三，藤樹關係模式。這是中國戰略學界某些學者提出的隱喻模式，以自然生態的共存演化模式推演中美的可能關聯式結構，以美國為全球化的樹幹，堅挺而有序，是周邊元素的坐標和成長依託，恰似一個全球共同體中的“霸主”；而中國屬於後發的攀附者，是一種纏繞在樹幹上的“藤”。在通常情況下的藤樹共生是雙贏的，但隨著樹幹的營養枯竭和生命力衰退，以及藤的自我成長和自我挺拔之生命意志的展現，藤樹關係開始產生緊張，樹感到安全威脅而急切希望甩掉藤，但藤卻以柔性纏繞方式不斷延遲雙方的脫鉤，爭取最大化的發展機遇。藤樹關係通常會經歷“攀附”、“競爭”和“超越”三個階段，目前的中美關係處於從“攀附”向“競爭”轉型的發展階段，因而充滿高風險和不確定性。這種關係模式非常形象和生動，也包含了中國應對美國剛性脫鉤的理性智慧。
其四，半脫鉤模式。這是美國戰略學者在其分析報告中提出的模式，中國部分學者加以改造使用，應用於描述和分析中美逐步脫鉤與對抗的過程狀態。這一模式具有較強的描述功能，且有助於中美雙方理解彼此的動態關係和風險狀態。在這一進程中可能發生的風險點包括但不限於“一國兩制”香港平台的半塌陷狀態、台灣牌與兩岸關係的“僵屍”狀態、高科技領域的嚴格封鎖、美國盟友體系的兩面派立場及金融安全危機與系統化風險等等。筆者在進一步的思考中將使用“軟脫鉤”的概念以確立中國為主體和主場的戰略思維架構。
這四種關於中美關係的隱喻模式並非完全成熟的理論模型和分析框架，而是一個大致具有一定解釋力和理論化前景的思考方向，值得我們在深入研究中美關係時借用來激發理論想像力和作為成熟理論的可參考起點。
總之，貿易戰是對中國改革40年全體系成就與發展潛力的客觀肯定，也是一種關鍵性的能力檢驗與歷史考驗。這是民族復興必須要爬過的坎和坡，每一個中國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貿易戰還意味著被壓抑數百年的“東方秩序”開始實質性復興及引領新全球化進程，而中國正處於這一歷史大轉型的樞紐位置。“新時代”是一個“大時代”，一個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並軌推進的“新軸心時代”。貿易戰是這一大時代秩序形成中無可迴避的“分娩之痛”，卻也是“新生之啼”。接續貿易戰的，是中美新冷戰更加嚴格的戰略和制度鬥爭的考驗，美國具體的大選結果不能改變這一日益鬥爭化的大國關係模式及其不確定性的發展前景。
四、結語：未來十年全球秩序的一個展望
特朗普敗選，特朗普主義在整體上無法“連任”及體系化，但其核心遺產將對共和黨未來議程及美國政治與外交走向產生重要的結構性塑造作用。在特朗普執政四年中，涉及中美關係的一系列法案與政策制定中的“全票通過”現象表明了兩黨對華認知與戰略上存在相當程度的重疊共識。因此，2020年之後的中美關係與世界秩序，固然有了拜登時代作為短暫的過渡與緩和，但絕不可能徹底回到奧巴馬時代及傳統民主黨的規範框架之內。美國已變，這是其帝國霸權高蹈與國家實力下降、全球化擴張與本土利益受損、全球普適主義與民族民粹主義等結構性張力和鬥爭造成的必然結果。特朗普捕捉和利用了這一變化趨勢，但其煽動民粹、種族及冷戰對抗的走鋼絲行為卻對美國和世界造成了更加嚴重的動盪和不安，由此引發美國內部民主政治和外部盟友體系及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多層次反彈，美國2020大選結果就是其民主政治對特朗普主義的規範性批判。但普選票如此接近以及選舉訴訟的糾纏不清，顯示了經過特朗普四年，美國的結構性矛盾和分裂態勢不是緩和了，而是加深了。
不能簡單批評特朗普帶來了美國與世界的多重分裂，他衹是既定分裂的發現者和解決方案的提供者，然而他的“商業心智政治化”與保守主義道德激情，未能澆滅分裂之火，反而是煽風點火、火上澆油，導致美國利益和民主規範都不能再允許特朗普按照特朗普主義極端運作下去。那麼，“特朗普大法官們”（他提名任命及影響下的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數法官）會使出憲法殺手鐧幫助特朗普逆轉選舉結果以延續100%的特朗普主義嗎？可能性極低，因為大法官們不可能是特朗普的簡單政治工具，理念上的某些重疊共識不可能成為大法官背棄憲法信仰和職業聲譽的決定性理由。
未來十年之全球秩序，將面臨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其判斷理據在於：其一，二戰以來建立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已出現道德和制度的崩解，美國的逆全球化和民主民粹化破壞了全球制度的規範根基和可依賴性，全球化進入一個新的秩序建構週期；其二，中美關係的“和平紅利”基本結束，“新冷戰”及西方的重新封鎖政策嚴重挑戰中國政治安全和發展利益，中國必須走出一條自主現代化和國際化道路；其三，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文明與經驗基礎上的全球化構想，遭遇到來自西方及周邊的嚴重地緣政治和利益挑戰，需要中國反思調整，穩健管控風險和有序推進；其四，全球秩序出現了伴隨“新冷戰”的重新結盟化、帝國化和局部戰爭風險，中國應當加強多風險整合分析和應對能力；其五，中國內部的經濟内循環、治理現代化、社會創新發展與個人自由保護應當形成一個觀念和制度的協調體系，以此作為國民認同、鬥爭和進取的可靠基礎；其六，從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來看，2020—2030年是中國決定性打破西方封鎖並形成初步的內外秩序佈局的關鍵時間段，中國2049總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十年的結構轉型與自主發展。
因此，中國必須始終保持自身的戰略定力、國家治理觀和全球化路線，在與美國“鬥爭為主，鬥而不破”的持久博弈過程中，走出一條內循環為主、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性整合的歷史發展道路。面對拜登時代的特朗普主義遺產及民主黨“自由帝國主義”的有限回調，中國應當具有鬥爭與合作的兩方面經驗與之進行精準的複雜互動，有緩和，有鬥爭，以自身利益和清醒的戰略為根據，對國家民族負責，對全球和平發展負責。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12月號，總第27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