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戰略相持：平視、對等和新關係規範的展開
中美關係的新周期，從美國立場出發催生的基本關係範式是具有新冷戰性質的戰略競爭。戰略競爭相對冷戰具有更強的政治動員力和規範說服力，以市場和民主規範為內核，以中國威脅和西方生活方式巨變為外部危機因素，推動形成更加緊密的美國霸權體系和盟友“再結盟”體系。從中國方面而言，經過貿易戰3年多的防禦和對峙，以及新冠疫情防控上的民族信心的逆襲式增長，開始呈現出“平視”的前所未有的新原則和規範視野，并逐步形成一種長期“戰略相持”的戰略判斷和共識。
戰略相持論的形成有三個實質性基礎：其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的戰略階段論；其二，美國霸權的“韌性衰退”；其三，中國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的體系性成長。同時，中美戰略相持出現了“平視化”、“對等化”的新規範，新的關係規範開始呈現和展開。
（一）戰略相持作為“持久戰”的本質環節
我們先來看戰略相持論的第一個基礎，即毛澤東思想的相關元素。毛澤東思想體系中關於國際戰略的部分，可以為理解當下的中美關係及其走向提供重要的啓示和指導。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國民思想之波動情形十分類似於1937年抗戰爆發後的基本格局：一方面是民族主義的“速勝論”，其間夾雜新老左派的偏頗歷史觀和單向度鬥爭哲學，以及對改革開放路綫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是全盤西化的“投降論”，其間夾雜著既得利益之官僚與買辦階層的利益精算和政治妥協本質，以及一部分知識精英“自我東方化”之後文化自信與政治立場的災難性喪失，如同“去勢”之喪家之犬。毛澤東當時提出的持久戰分析框架，將中國的抗戰劃分為戰略防禦、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是有其民族精神和宏觀實力分析之科學基礎的：一半是基於民族之愛的堅定信念，一半是基於中日實力對比及國際環境變化的社會科學分析，得出了具有戰略可靠性的分析結論，成為全民抗戰（包括國民黨主戰力量）的精神支柱。
戰略相持論是持久戰理論的關鍵環節，是從防禦轉入反攻的拉鋸戰和全體系的對抗戰。持久戰思想抵制了“低調俱樂部”的投降主義，也克服了偏離理性根基的冒進民族主義，而實行一種具有理性基礎和可持續操作性的持久戰思維和方法。戰略相持是“持久”鬥爭的本質體現，是逐步尋求和造成有利於我國之戰略態勢并為戰略反攻積極創造條件、積蓄能量的過程，是對手之戰略優勢逐步消磨和鈍化的過程。戰略相持階段在當代中美鬥爭條件下，有學者認為長達30年（2020—2050），這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是與中國民族復興的歷史節點以及美國霸權衰落的韌性高度相關的。但就我個人的判斷而言，中美關係的戰略相持的最本質、最激烈和最具風險性的鬥爭周期應當是15年，即2020—2035年，之後的中美關係鬥爭儘管仍然具有戰略相持的基本性質和主要特徵，但對中國方面有利的戰略態勢和條件已初步形成，存在局部實行戰略反攻的可能性。
從思想淵源上，毛澤東思想當然提供了中美戰略相持分析的基本概念和邏輯框架，但具體的戰略階段內情勢分析和策略設計，則需要立足習近平新時代予以精準化和可操作化。2017年十九大報告在中美貿易戰爆發前發布，甚至成為刺激美國戰略快速轉變和啓動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動因。十九大被BBC稱為是“站在世界地圖前的大會”，美國政府更是動用戰略分析力量研究和應對十九大提出的“中國夢”及其戰略挑戰。2019年中央發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啓動中國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南部戰略升級計劃，實現“一國兩制”與“一帶一路”的戰略性對接。2021年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更是開啓第二個百年的歷史新征程。這些均可視為對中美關係“戰略相持”階段的精神動員和策略體系的準備。
（二）韌性衰落：美國霸權的複雜性
戰略相持論第二個基礎是美國霸權的衰落趨勢及其堅韌性。霸權，是一個在國際法、國際關係和文化領導權範疇時常浮現的概念，又是一個含義模糊、捉摸不定及令人愛恨交織的概念。美國霸權的形成是一種典型的西方文化現象和政治現象，其根源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雅典主導的“提洛同盟”，而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演講則屬於典型的“民主帝國主義”宣言，將雅典作為希臘乃至於全世界的“學校”，將雅典民主作為普適而優越的政治制度。我曾經仔細研讀比較伯里克利演講與美國總統演講的基本氣質和內容，能够清晰發現內裡的歷史連續性和民主霸權繼承性。拜登的“民主峰會”，其氣場、心思、想象力和戰略意圖，與伯里克利的古典心靈之間若合符節。羅馬帝國更是在疆域、法度和征服性上放大了西方帝國的霸權及其文明優越性。霸權本身是奇特混雜之物，其中兼具“說服與強制、意識形態與暴力、仁與惡”①之二元性，并非純粹的“強制”、“暴力”與“惡”。
美國霸權就是這樣的混雜形態，是軍事與制度的“恐怖暴力”和文化與經濟的“普適價值”的整合體系，於是出現了你稱“民主”、我批“霸權”的對立世界觀與規範性衝突。拜登“民主峰會”在中美關係上留下的不是美國民主的和平包容性，而是一種軟實力的霸淩，是“軟刀子”殺人，其痛苦和羞辱程度絕不低於特朗普的硬實力貿易戰。但西方霸權的興衰規律亦值得深切關注和研判。美國的霸權從“自由帝國主義”系統轉向“制裁帝國主義”，從規則本位轉向實力本位，從全球化轉向逆全球化，從精英民主轉向民粹民主，從接觸主義轉向遏制主義，從自由貿易轉向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是一種實質性的帝國理性收縮和撤退。發生於2021年8月的“阿富汗大撤軍”更是當代版的“西貢時刻”，是美式民主霸權輸出的決定性失敗。古希臘歷史學家狄奧多羅斯·西庫盧斯曾這樣總結霸權的興衰規律：“追求霸權者憑藉勇氣與智慧實現霸權，憑藉克制和仁愛增進霸權，憑藉令人驚懼的恐怖維持霸權。”②這是對美國霸權的最佳歷史寫照。特朗普的“極限施壓”和拜登的“民主峰會”都屬於帝國夕陽光景，是疲憊帝國對霸權的最後留戀與抗爭努力，也是帝國理性轉向國家恐怖邏輯的可怕嘗試。
但預言美國霸權脆弱崩解及世界權力快速轉移，則顯然忽視了美國霸權的歷史綜合性質、自我修補調整能力和制度堅韌性。美國霸權之衰落屬於一種緩慢進行的“韌性衰落”，是存在歷史反復和進退變奏的，主要理由在於：
其一，美國文明體系是西方數千年文明積纍和帝國理性沉澱的歷史綜合體系，是一種登峰造極的終極形態。這種體系既包容放大了西方文明的全部精華和力量，也攜帶和感染了西方文明內在的全部張力、矛盾性、霸權複雜性和破壞性，其內部存在著自我修復和自我毀滅的雙重基因編碼，存在複雜元素的對衝、放大與再綜合的多層次運動和鬥爭，存在強大的歷史和制度活力，不是簡單文明體的脆弱解體可比。
其二，美國霸權的實力構成依然清晰而成體系。這種霸權因素包括美國民主體系與法治體系的自我調整能力、美軍的全球控制能力、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與金融霸權體系、美國高科技的卡脖子優勢與創新基礎、美國盟友體系的協同能力、長臂管轄的法律制裁能力等。
其三，美國霸權的價值構成仍然具有文化領導權優勢。這方面包括民主價值觀的知識基礎和制度優勢、自由主義的普適意識形態、人權理論和人權干預體系、普通法的法律霸權、簡式英語的語言文化霸權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科學領導權等。
其四，美國精英層的霸權維護意識和行動能力仍然健全。美國深層勢力（deep state）的代表理性和操盤能力仍然強大，對民意的訴諸和引導能力仍然可信，從而中美關係的鬥爭格局依然勝負難明。
我們既要從戰略上洞察美國霸權的歷史性衰落不可避免且跡象暴露，又要從戰術上充分重視美國霸權的堅韌性和自我修復能力，做到知己知彼，做到戰略定力和戰略進取心的有機結合。
（三）民族復興與全球治理：新關係規範的中國基礎
2017年的十九大報告是一個新戰略航標，從中國自身也對中美關係造成了新關係規範的引導效應：其一，民族復興作為新時代本質精神，具有壓倒性、支配性和引領性，2021年的建黨百年大會和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均聚焦於此，呈現前後戰略思維的一致性；其二，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包容性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新哲學和新思維，對美國的“西方中心論”與冷戰性質的全球體系構成價值擠壓和體系鬥爭。無論是上述的民族性目標還是全球性目標，都不是以美國的價值和規範為基礎，而是中國自身文明與制度的歷史性成長和表達。
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式“雙軌制”，根源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創新和民族化，也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相呼應。在十九屆六中全會歷史決議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演變成了一個雙軌的交互體系：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理論聯繫實際的實踐轉化過程；另一方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真理性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之思想性的規範結合，這是史無前例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具體構成，因而有了更加豐富的歷史和思想維度，以及貫通民族實踐過程和世界秩序演變過程的開闊哲學空間和思想創造領域。
民族復興作為新時代的本質精神和根本法，是阻斷和反制美國“和平演變”和“顔色革命”的有效政治原則和民族性共識。美國以人權與民主“肢解”中國政治制度、否定中國文化與生活方式正當性的“東方主義”隱秘邏輯和戰略進程被完全打斷。無論是新疆人權問題，還是香港民主問題，都屬於美國新冷戰的慣用策略，以全體系動員的方式進行污名化、制裁、國際調查和話語權施壓，但不能取得通常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取得的政治成果，其顛覆性的政治圖謀不能得逞。甚至在台灣問題上美國采取“切香腸”戰術以及無限制地武裝台灣和支持台灣國際化，以此達到分裂中國和破壞中國民族復興進程的戰略目的，但也不能取得預期效果。美國還試圖在輿論戰上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繫和政治代表關係，挑動中國社會發生維權運動和公民社會的民主運動，并大量投資和培養親美的知識分子、網絡大V以及某些商人勢力和腐敗官僚勢力，製造“第二個蘇聯”的解體悲劇。這些有形和無形的遏制和干預手段，美國一直不遺餘力，但一直未有突破性進展。根本原因在於中國有著“大一統”的民族政治基因，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真誠向往和具有奮鬥熱情，中國人民對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及其政治代表性有著基本的歷史認同和政治支持。中國共產黨牢牢抓住“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發展主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美國的民主戲法與顔色革命的全套技戰法就遭遇了基本失靈的戰略窘境。民族復興及其堅定的歷史趨勢，以及民族復興必然包含的對黨的領導的長期堅持和對台灣統一的最終實現，是中美新關係規範建構的必要前提和基礎。如果美國不能正確認知和接受中國民族復興的基本事實與核心法理，就難以尋找到建立中美關係穩定規範架構的共識基礎。
與中國民族復興及獨立自主政治道路的選擇相比，美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更加難以接受，也更加難以自我認定處於“人類命運共同體”之外。美國不能接受在基督教體系和美國民主體系之外存在異己性的普遍體系。美國霸權的本質關注不是“天下為何”，而是“誰之天下”。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諸多理念和實踐性倡議，本是普遍、中性并符合全人類基本利益的，但就是因為由中國提出和推動，就會被判定為是“中國威脅”和“中國陰謀”，就會遭遇來自西方輿論、外交、政治、法律、地緣等多個維度的嚴厲和過度的攻擊與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身是一個本體性的哲學範疇和人類社會的建構性命題，是開放性和多元性的，邏輯上并不存在主體性霸權和對美國的排斥性，但卻觸痛了美國的霸權神經及其敏感性。中國不僅有理念倡議，還有實踐行動，主要付諸於“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建設項目與制度合作體系，這本來是填充和矯正美國式全球化的戰略增益行為，卻被判定為是中國的“帝國式”擴張行為，是對美國建立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修正和挑戰。在2021年4月份美國《戰略競爭法案》的草案版本中甚至提出了每年撥款3億美元用於在“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專項抹黑中國的倡議和行動。而美國的印太戰略及其執行細節，顯著體現出對中國的戰略敵意和激烈的戰略競爭的取向。美國無法以民主方法改變中國，如今又試圖以“惡性戰略競爭”的方法破壞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共建共享的新全球化合作體系，破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良性實踐和體系性建構。
四、通過歷史鬥爭實現新的和平“大地法”
中美關係由此陷入“新關係規範”的共識危機：其一，美國不能接受中國民族復興的基本方案和制度模式，認為是對美國民主普適性的挑戰和對美國霸權的體系性壓制；其二，美國也不能接受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新全球化體系和真正立足和平發展普適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認為是對美國全球霸權體系的結構性修正和破壞。美國唯一能够接受的祇是：中國接受美國的霸權和民主。
新加坡資深戰略家和政治家馬凱碩在其新著《中國的選擇：中美博弈與戰略抉擇》中對中美關係的戰略糾纏和衝突風險性有過精辟的分析，就其出路提出了一個“大逆不道”但非常具有戰略突破性的構想：美國是否能够坦然接受成為“世界第二”的角色而從容思考和應對與中國之間的大國關係？沿著馬凱碩的思路繼續推理下去：中美關係的新關係規範架構是否能够達成和可持續，實際上取決於美國對自身霸權的“理性放棄”而不是幻想中國對美國霸權的“全盤接受”，而如果美國以退為進，真正從多元主義和東西方文明平等的新規範出發，拿得起，放得下，將是全人類在21實際的最大福祉，否則全人類和平發展的一切成果包括美國人民的幸福生活都可能被美國霸權的“自私捍衛”而綁架套牢和持續受損。當然，這種推理置於西方文化中心論邏輯和美國霸權的自負與自私性格之中，近乎天方夜譚了，是典型的“與虎謀皮”的主觀願望罷了。
因此，中美關係的“持久戰”和偉大鬥爭不可避免，但這是一種本質上的文明競爭和文明博弈，是進步正義與保守霸權在“平視”和“對等”預期下的新鬥爭，我們都是這一偉大歷史的見證者和參與者，無一例外。而希望與絕望，幸福與悲苦，文化與暴力，規則與失序，和平與恐怖，開放與封閉，機遇與風險，忠誠與背叛，意志與怯懦，進步與倒退，一切皆有可能，直到中國的民族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至名歸”，直到美國霸權基於必然性事實而不得不承認中國的正當性存在和文明價值，直到人類和平新的“大地法”規範性生成，歷史性鬥爭才有了決定性結果。施米特二戰後在悲悼歐洲傳統國際公法秩序衰落和美國自由帝國霸權降臨之際，於《大地的法》中構想和呼喚的新的歷史鬥爭和新的和平“大地法”，竟不期然落到了東方中國的文明之肩和政治肉身。這到底是歷史的誤會還是歷史的期許？
這或許就是中美關係長期“戰略相持”與規範鬥爭的文明本質和世界歷史本質之所在。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資助項目“一國兩制、涉外法治與中國法律體系的擴展”（北航課題編號：YWF-21-BJ-W-205）》
註釋：
①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權的演變》中譯本第220頁。
②轉引自安德森書第220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2年1月號，總第28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