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習近平推動的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龐大的改革工程，涵蓋了“四個全面”和“五位一體”的內涵。挑戰很大，難度也不小。雖然兩岸經濟力量對比早就朝對大陸有利的方向發展，但民調顯示，由於兩岸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差異仍大，台灣民眾至今難以對中共政權產生認同，有些地方甚至還心存惡感。
二，台灣政治生態的變化，將是未來影響中共對台決策的重大變數。台灣政黨政治經過幾次選舉後，政黨輪替已經趨於常態化。因此，中共不但必須面對現實，還要能夠與時俱進，找出與台灣不同政黨的相處之道。民進黨在2016年1月勝選取得執政地位後，中共以蔡政府拒不接受“九二共識”為由，片面關閉兩岸所有協商管道。其實，蔡英文早在2011年8月大選期間，就已表示兩岸並不存在“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故沒有所謂接不接受或承不承認的問題。她認為台灣內部對中國大陸的態度還沒有形成共識，故強調須以民主程序先凝聚台灣內部的共識，再以此共識作為與對岸談判的共識，即所謂的“台灣共識”。
在此之前，蔡也表示願在既有政治基礎上，持續推動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與發展。蔡英文表示她所講的“既有政治基礎”，包含幾個關鍵元素：第一是1992年兩岸兩會會談的歷史事實、以及雙方求同存異的共同認知；第二是中華民國現行憲政體制；第三是兩岸過去二十多年來協商和交流互動的成果；第四是台灣的民主原則以及普遍民意。2015年4月9日，蔡英文更首度提出她的兩岸主張就是“維持現狀”。
對岸對於蔡英文的上述說法顯然有所質疑，故希望蔡的520就職演說能有新的論述。而蔡在演說中提到：“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因其隱含了“一中”和“一國兩區”的意涵，故被民進黨內視為一項重大讓步；蔡在接受外國媒體專訪時，也強調她的就職演說已展現最大的彈性與善意，把台灣最大的公約數都考慮進去。蔡特別強調她“維持現狀的承諾不變、善意也不變，但是不會屈服在壓力之下，也不會走到對抗的老路上去。”蔡呼籲兩岸儘快坐下來談，找出一個雙方都可以解決的辦法，但是不希望在雙方有意義地會談時，受到政治框架的影響。
對蔡英文520的講話，對岸雖沒有公開批判，卻當成是一份“未完成的答卷”；與此同時，大陸已用“文化台獨”、“漸近式台獨”、“柔性台獨”等字眼，來形容蔡在內政上的若干作為；有關“武統”的論調，也不時出現在中共的官方媒體上。今年520就職週年前夕，蔡提出“新情勢、新問卷、新模式”的“三新論”，希望兩岸正視新的局勢的客觀現實，共同思考建立一個對兩岸和平穩定有利的結構性合作關係；但中共此時已不期待蔡政府有可能接受“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有大陸智庫人士認為，蔡英文非民進黨傳統政治人物，且因受到“台獨黨綱”和黨內基本教義派的制約，故期待她此刻說出“一中”，甚至勝選後迫她承認“九二共識”的存在，都是不切實際的。中共研判蔡政府不會在“法理台獨”的問題上有挑釁舉動，但也沒有意願與對岸積極改善關係。對於目前存在的僵局，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認為是最好的情况，但擔心形勢也有出現惡化的可能。
以習近平的對台方略看，我們認為中共不會讓目前的僵局持續下去。中共決策者應有能力把所有可能導致形勢惡化的因素，置於本身可以控制的範圍之內。另一方面，中共也應擺脫國共關係的歷史記憶，以全新的思維，來建構民共之間的新關係，甚至把民進黨引至與“反獨促統”相向而行的道路。我們相信，這是一個中共能力範圍可以做到的事，而關鍵是兩岸是否有恢復接觸的可能。蔡英文在一個紀念兩岸交流三十年的研討會上，曾提出突破兩岸關係的呼籲，也拋出民共兩黨先行對話的訊息。從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看，世界沒有事物是不可改變的。有大陸學者提出，兩岸和平統一需要經歷四個過程的說法，其中之一就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事實顯示，馬政府過去八年的執政，不可能解決兩岸長年積纍的各種深層次矛盾。何況，民進黨是在兩岸相互隔絕的社會環境中產生的政黨。民進黨的“台獨黨綱”是在兩岸關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馬英九執政八年打破了兩岸長達59年的隔絕狀態，從根本上改變了兩岸的社會基礎，民進黨和民進黨政府的政策主張，也發生變化。這種“民進黨和民進黨政府政策並非不可改變”的想法，可以提供民共開展新關係的一個思考方向。
三，如何因應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也是習對台政策必須考量的問題。中美建交後，美國一方面以“三個公報”來維持雙方的正式關係，一方面又透過“台灣關係法”，來建立與台灣的實質關係。鄧小平1983年6月26日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表示：“中美關係最近略有好轉，但是，美國的當權人士從未放棄搞‚兩個中國‛或‚一個半中國‛。”因此，在中共眼中，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雙方開展關係的一個障礙。美國共和黨總統參選人川普勝選入主白宮前，和蔡英文長達十多分鐘的一通“電話寒暄”，不但具有戲劇性，也暴露他外交行為的不確定性。這通電話被認為是台美斷交以來，雙方高層的首次直接互動，且川普是以“台灣總統”的名號稱呼蔡英文。川普此一打破美國外交“建制派”慣例的舉動，當然引起兩岸和國際社會的關注，甚至懷疑川普上台後，美國新政府的兩岸政策是否出現重大的調整，是否因此挑戰美國長期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
事實顯示，在習近平隨後和川普會晤後，台灣問題雖一度產生了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但沒有導致雙方的“戰略衝突”。台美中不對稱的三角關係，也未因此出現任何結構性的改變。
但無論如何，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已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構成挑戰。基於美國的國家利益，以及川普競選時提出“讓美國再次強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考量，川普政府會努力維持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
美國是兩洋國家，無論就地緣政治或地緣經濟的觀點看，美國都不可能放棄亞洲。尤其是亞太地區近年來的經濟發展勢頭，也不會讓“在商言商”的川普，坐視任何有利可圖的機會。重要的是，川普沒有放棄美國扮演軍事超強的角色。川普支持增加美國的國防支出，也在競選期間提出強化美國空軍及海軍實力的主張，希望因此保持美國絕對的軍事優勢。
中美回到競合關係的正常軌道不會令人感到意外，但如同大陸學者所說，中方可能不再出現“好也好不到哪去，壞也壞不到哪去”的老調子。中共對美工作必須有新的思維，像是學者所提“中美對抗可以壞大事，合作可以成大事”的說法，可能成為往後中美發展關係的“新常態”。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者曾建議以“三個不能”來經營未來的中美關係：即“不能等美國主動對中國展現友好合作姿態；不能靠輿論層面與美國比氣勢；不能只看到錢而忘了政治底線。總之，中美不能只停留在親中反中、合作對抗的概念上，必須以全新的視角，理解對方的行為邏輯。”
中共面對的挑戰不僅是缺乏穩定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中國大陸崛起引發的民族主義效應，也讓週邊鄰國感到疑懼。這使中共一再強調的週邊外交，必須升高到全球戰略佈局的優先地位。
結語
我們深信，以習近平堅定的信念和堅強的意志，定能克服內外環境因素的挑戰，成功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同時，身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我們也期盼台灣能共襄盛舉，不要在這個光榮的歷史道路上缺席。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2月號，總第24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