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國因應中國崛起的兩手策略
面對中國的崛起，川普政府決定透過軍事、經濟和聯盟體系的運用，來進行反制。首先，川普已加強美國軍力以及在大陸周邊地區的軍事部署。為了應對其眼中的中俄威脅，川普在《國情咨文》中呼籲國會廢除2012年通過的自動減支措施，為美軍提供充足軍費。2018年美國軍費增至7,000億美元，係2005年後最高金額，提出包括新武器採購、美國核力量更新及美軍官兵待遇改善等計畫。其中，人工智慧運用於軍事領域尤受關注。2018年2月10日《華爾街日報》引述美軍匿名人士表示，為應對中共軍力迅速崛起，美國國防部考慮於東亞部署美國海軍陸戰隊遠征隊（MEU）。當美國2018年1月公布《國防戰略報告》後，加強美軍在亞洲駐軍，立即成為美國國防部的首要工作。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李察遜（John Richardson）2017年12月聲稱，可調遣東太平洋的艦艇增援美在亞洲的海軍力量。李察遜表示，美國為應對中共在南海與亞洲地區日增的軍力行動，已加重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的任務負擔。如與歐巴馬時期比較，川普自2017年5月迄今，已明顯增加美軍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頻率。2018年3月，美國航母“卡爾文森號”（USS Carl Vinson）訪問越南峴港；4月10日，航母“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航經南海爭議水域抵達菲律賓訪問；2018年至4月為止，美驅逐艦已兩度執行航行自由行動，航經中共占領的黄岩島和美濟礁。
針對美中長期存在的貿易逆差及智慧產權爭議，川普也決定對中共實施貿易制裁。2018年4月4日，“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宣佈，基於“301調查”結果，擬對大陸進口總值約500億美元的1,300多項商品，加徵25%關稅，並鎖定“中國製造2025”。英國《金融時報》指出，這是1970年代尼克森開啓美中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對大陸所採取最具攻擊性的貿易回應。
川普在2017年11月的亞洲之行中，一改華府過去慣例，以“印太”來取代“亞太”的用語。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馬斯特（H. R.McMaster）曾表示，自川普就任以來，已和印太地區的領導人通過45次電話，顯示川普對此一地區的重視程度。其實，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早於2016年8月，在肯亞舉辦的“非洲發展會議”發表演講時，就已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這個概念。新加坡學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分析，川普政府的“印太”戰略，有三個目標：第一，確保區域秩序由國際法規而非國家力量決定；第二，確保自由貿易與自由航海權；第三，支持東亞與東南亞的小國，以維持前兩項原則。
簡言之，“印太”一詞象徵川普政府欲以新的亞洲戰略，來和過去的“亞太再平衡”做出區隔。川普強調以美、日、印、澳作為體系的核心成員，“印太”戰略既有制衡中國的用意，也意味印度的區域戰略價值將被提升。
儘管川普是從中美經濟和安全兩條陣線反制中國的崛起，但還是避免不要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川普理解經貿關係不是一場“零和賽局”，不會出現一方所得即它方所失的結果。貿易制裁會導致兩敗俱傷，甚至使盟友也遭到池魚之殃；另一方面，追求安全利益，不可能用絕對安全取代相對安全概念。以當前中美的經濟力量對比，雙方都沒有長期進行軍備競賽的本錢。尤其是，中國大陸雖強調強國必須強軍，但也應避免軍力擴張而投入太多的經濟資源，從而影響到民族復興的進程。總之，衡量利弊得失之後，中美都會選擇維持“鬥而不破”的關係。
四、台灣應思考“趨吉避凶”之道
中共一向視“台灣問題”為中國內政事務，屬中共的核心利益，故不容外力干預；但中共也瞭解“台灣問題”的形成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無法對美國居中扮演的角色視而不見，故不斷強調必須做好對美工作。
台灣與美國享有共同的價值觀、經濟和安全利益。在經貿關係上，美國是台灣重要的貿易伙伴，提供台灣產品出口的廣大市場；在安全議題上，美國提供台灣防衛性武器，維持台灣最低程度的安全需求。因此，台灣更須做好對美工作，維繫好與美國的密切關係。
長期以來，美國是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作為實施其“一中政策”的基礎；但川普就任前與蔡英文的一席“川蔡通話”，被認為脫離了這一政策傳統，除導致國內“建制派”的反彈外，也引發對岸的不滿。不可否認，民進黨內確實有人對川普的舉動存有若干不切實際的幻想；但執政當局並未將一通電話視為“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因為重要的是“觀其行”，而非“聽其言”。事實顯示，川普就任後立刻出現政策急轉彎。2017年4月的“川習會”緩和了外界的疑慮，美國似乎又回到“一中政策”的軌道；儘管如此，川普基於本身的利益考量，還是以連串外交行動證明，美國重視與台灣的實質關係。
2017年12月13日，川普簽署國會通過的《2018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FY2018NDAA），其中有條款論及重啓台美軍艦互泊，邀請台灣參加美軍演等建議。雖然川普事後表明，此條款不具法律約束，是否落實屬憲法賦予總統之專屬權力；但中共對川普持續對台軍售及加強台美軍事交流的舉動，仍公開表達不滿和抗議。
川普於2018年3月16日簽署了《台灣旅行法》，為台美各層級官員互訪打開了一道門。美國單方採取的這項行動，當然是基於美國戰略利益的考量。對於美國政府這項舉動，蔡政府從內外形勢衡量，沒有不表歡迎的道理，而大陸方面的強烈反應也是可以預期的；但在中共關閉两岸協商大門後，台灣希望向美國爭取更多的精神和物質支持應該不難理解。台灣沒有能力促使美國立法改變其兩岸政策，只能被動地順勢而為，沒有主動逆勢操作的本錢。
馬政府過去所採取“不統、不獨、不武”以維持台海現狀的戰略，以及在中美之間維持平衡關係的策略，已受到當前內外形勢變化的挑戰；首先，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受制於“台獨黨綱”和黨內基本教義派的脅迫，大陸政策難有主動作為；其次，對岸領導人不但以“六個任何”（絕不允許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政黨、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塊中國領土從中國分裂出去），為“台獨”劃下一道“紅線”，並把解決台灣問題納入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習近平2018年4月10日在博鰲論壇上對與會的蕭萬長強調，中共將持續兩岸和平發展及和平統一的政策，但他並未排除對台用武的可能性；而川普政策的不確定性有可能讓台灣因錯估和誤判情勢，而成為美中關係急遽轉變下的犧牲品。蔡政府如欲維持現狀，恐怕必須想出更好的辦法。擺在眼前的一個辦法就是主動改善與對岸的關係。民共和解要先從建立互信開始，而互信的基礎就在於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問題上，讓對岸有同文同種、兩岸一家親的感覺。
因應中美競合關係的轉變，美國的傳統盟友和潛在的敵人，都紛紛調整他們的對外政策，希望採取更加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以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為例，他一反常態對中共、美國和南韓展開的高層穿梭外交，其短程目標是為北韓的生存和發展拓展對外活動空間，長程目標則是為朝鮮半島的最終統一爭取主導權和發言權。台灣似乎也應思考如何走出一條有利於自身生存和發展的道路。
我們認為，為了台灣的生存和發展，台灣任何執政者都不應以“台獨”來挑動中共的敏感神經；從過去陳水扁執政的經驗看，“台獨”只會使台灣成為腹背受敵的“麻煩製造者”。美國視台灣為其區域安全政策的籌碼，但不會為“台獨”付出任何戰爭的代價。
台灣若像蔡英文所說“我們自己也是一名棋手”，她就應知道如何“趨吉避凶”，在錯綜複雜的國際棋盤中，審慎地走出每一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5月號，總第245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