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的理路》
看出問題的關鍵所在,我一再建議:像台大這樣的龍頭大學,應當開設科學哲學的課程,培養一流的研究人才。令人遺憾的是:台大雖然有不少教西洋哲學的老師,他們每位專攻一家或一派之哲學,但他們既不知道科學哲學各種不同典範之間的關係,也不知道如何運用它們來從事社會科學的研究。由於實在找不到適當的人才來開這門課,最後我決定自己“披掛上陣”,撰寫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我雖然不是出身自哲學專業,多年來推廣本土心理學的經驗,卻使我深刻了解國內的年輕學者需要些什麼。因此,這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所討論的“科學哲學”,主要是側重於“自然科學的哲學”,尤其強調由“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的轉變;後半部則在論述“社會科學的哲學”,包括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由於包括心理學在內的許多門社會學科,都同時兼俱“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雙重性格,一個年輕學者如果想要在自己的研究領域上有所創發,非得要先瞭解這兩種“科學”的哲學基礎不可。
我們可以從這本書的角度來看習近平的說法:“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只有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資源,才能不斷推動我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的繁榮和發展,更好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在實踐不斷改進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的奧妙所在,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源頭活水”。
“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習近平身為共產黨總書記,一再強調“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這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強調的是:中國人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哲學的起點,但卻不能把它當作是西方哲學的終點。二十世紀之後,西方的科學哲學都是從主張“唯物論”的“實證主義”辯證性地發展出來的。即使是馬克思主義自身,德國的法蘭克福學派也曾經將之發展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作出強而有力的批判。習近平說得好:“世界發展到今天,學科分工越來越細,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不汲取古今中外的已有資源,不能產生新成果。要善於融通馬克思主義的資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堅持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
這裡必須強調的是:我寫這本《社會科學的理路》,目的是為了要吸納西方文明之優長,利用它來克服本土心理學發展上的難題,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而不是為了要“如實地”反映西方科學哲學的“全貌”。因此,這本書的寫法跟西方一般科學哲學的教科書,也有明顯的不同。西方學術界所謂的科學哲學,通常是指“自然科學”的哲學,我治學的終極關懷,卻是要建立本土社會科學學術傳統,整合自然及社會科學,所以必須介紹“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結構主義”是人類學家發明的方法,西方科學哲學的教科書幾乎不談;我的興趣在於探討文化的深層結構,所以用“結構主義”作為結合自然與社會科學的樞鈕。
《儒家關係主義》
中國人是非常講究“實用主義”的民族。《社會科學的理路》出版之後,很多人常常問我:讀這樣的書,有什麼用?
從2000年起,我開始擔任台灣教育部“華人本土心理學追求卓越計畫”總主持人。在執行該一計畫的八年期間,我不斷地殫精竭慮,一面思索如何解決心理學本土化所遭遇到的各種難題,一面撰寫論文,在島內外學術期刊上發表。該項計畫於2008年初結束之後,我又整合相關的研究成果,撰成《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一書,2009年出版。
在該書中,我特別強調:本土心理學的知識論目標,是要建立一系列理論所構成的科學微世界,既能代表人類共有的心智,又能反應文化特有的心態(Shweder, et al., 1998)。基於這樣的前提,我一面說明我如何建構“人情與面子”的理論模型,並以之作為架構,分析儒家思想的內在結構,再對以往有關華人道德思維的研究開展後設理論分析,然後從倫理學的觀點,判定儒家倫理的屬性。接著以“關係主義”的預設為前提,建構出一系列“含攝文化的理論”,說明儒家社會中的社會交換、臉面概念、成就動機、組織行為、衝突策略,並用以整合相關的實徵研究。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建構出來的一系列理論,構成了“儒家關係主義”和“科學研究綱領”(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Lakatos, 1978)。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
“人類共同的心智”,是文化活動的物質基礎。文化心理學強調“一種心智,多種心態”,正是要在人類心智共同的物質基礎之上,研究特定文化條件之下,人們所發展出來的心態。根據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建構“含攝文化的理論”,一方面肯定了馬克思主義所主張的“唯物論”;一方面又能在客觀的物質條件的基礎上,研究中華文化傳統對於當代人的功能和意義。從根本上解決五四時期以來“唯物論”和“唯心論”二元對立的理論難題。
更清楚地說,今天我們要想建立自主性的本土社會科學,一定要針對我們在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時所遭遇的難題,運用不同的科學哲學典範,逐一予以解決,這就是我所謂的“多重哲學的研究取向”。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融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資源、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建立起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傳統,“不忘本來,吸取外來,面向未來”。
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統
我一向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台灣地區的本土心理學經過三十幾年的發展,已經清楚認識到:在全球化時代,發展本土心理學的目的,是要依照文化心理學“一種心智,多種心態”的原則,運用“多重哲學典範”,整合西方三大學術傳統常用的哲學典範,包括“後實證主義”(心理學)、“詮釋學”和“批判理論”(社會學)、以及“結構主義”(人類學),建構既能說明人類普世心智,又能說明特定文化中之心態與“含攝文化的理論”,克服現代心理學之父馮特(Wilhelm Wundt, 1832-1920)未能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化的難題,並整合維果斯基(Vygotsky, 1896-1934)所主張的“意圖心理學”和“科學心理學”。
以西方的科學哲學為基礎,研究中華文化傳統,建構包含有許多“含攝文化之理論”的“科學微世界”,不只是解決了牟宗三所留下的難題,而且也解決了西方心理學、社會學和人類學三大學科“能分而不能合”的難題。更清楚地說,這種研究取向,不只是代表這三門學科之間的“科際整合”,而且是三者間建立在其哲學基礎之上的“跨學門整合”。
如眾所知,任何一個學術運動,一旦找到了自己的哲學基礎,便是找到了自己的“道”,這個學術運動便已邁向成熟階段,而逐漸脫離其“運動”的性格,除非有人能找出更強而有力的哲學來取代它。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邁向成熟之後,下一個目標就是總結其成功經驗,繼續推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其最終目標則是以儒家文化作為基底,吸納西方近代文明的菁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擺脫西方學術的宰制,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自主學術傳統。
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在二十一世紀,中國知識份子最重要的任務,便是以儒家文化作為主體,吸納西方文明的精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學術傳統。開創出嶄新的中華文明。我深信:只要方向正確,堅持到底,歷史的發展一定會再度回到正軌!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9月號,總第2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