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栗事件”發生後，1985年八月14日，在日本提倡“脫亞入歐”的思想家福澤諭吉，在《時事新報》上，以社論的方式，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可嚴重處分》：
犯法者應該追究其罪，不可寬貸，如有難堪訴苦者，則當作化外之民驅逐出境，使日本國境內沒有一個不順從的子民。這樣做，或者會使該島民等相率他去，以致全島空虛。也許會引起有土地無人民的顧慮。但是他們為數最多也不到三百萬人，現在內地正受困於年年增加的人口，天然的樂園台灣歸附我國版圖，而其人口既然稀少，（日本人）就應該陸續移民，實際上也很容易於數年內補充足夠的人士，我寧可希望島民自行逃走他去。
福澤諭吉號稱日本的“近代化之父”。二戰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日本“萬元券”上的人頭像便是福澤諭吉，可見他在日本受一般人尊敬的程度。他所發表的這篇《可嚴重處分》，反映出當時日本人對於“落敗”之殖民地人民的基本態度。對於這樣的“日本精神”，奴顏媚骨衹能換得更多的卑視，蔡英文署名的“台灣之塔”真的能夠“發揚光大”“前人的深刻情誼”嗎？
抗日軍退出苗栗後，立刻轉進到彰化，及其東側的八卦山。當時，該地守軍共12營，約3600人左右。大家見時局不利，有人提議棄守，可是劉永福下令黑旗軍統領吳彭年死守，並謂援兵隨至。當時吳彭年的黑旗軍沿大肚溪巡守，阻止日軍南進。八月27日，劉永福又派援軍黑旗兵四營抵彰化，義軍總兵力不下五千人。
日軍在苗栗集結後，即兵分兩路，左隊沿山路攻台中，右隊走海線取彰化。彰化受劉永福命令，結合約四千名義軍防守。但日軍基於前車之鑑，動員所有砲兵，於29日清晨5時半，對八卦山及彰化城發動總攻擊，山砲十六門與機關砲九門密集齊發，彈如雨下，民家皆焚。上午7時，日軍即佔領八卦山及彰化。義軍雖然士氣高昂，但大約衹有百分之二十持有槍枝，其他人僅有山刀、番刀之類的武器，結果是損失慘重。破城後，日軍縱橫屠斬，見人就殺，不分老少，直至午後方封刀止殺，城內街道死屍纍纍，鮮血橫流。據日本憲兵調查，義軍屍體僅城內即多達382具，又据當時新聞報導，僅東門一地所積死屍即約620餘具。
根據日軍的統計，此次戰役，在短短兩、三小時內，日軍即消耗砲彈127發、子彈27,000餘發，但日軍進攻苗栗兩天，所耗槍彈卻僅18,000餘發。此一對比，可以反映當時戰況激烈程度。義軍黑旗軍統領吳彭年、黑旗軍管帶湯仁貴、義軍統領吳湯興等均力戰陣亡。
六、後藤新平獎
後藤新平是第二任總督兒玉源太郎時代的民政長官。兒玉兼任伊藤內閣的陸軍大臣，在日俄關係惡化時，轉任參謀本部次長準備對沙俄作戰，長期不在台灣，後藤因此成為“地下總督”變成台灣實際的統治者。
現在日本有“後藤新平會”，是由一群“對台灣友善”的日本社會人士發起組成，其中有政府官員、金融界人士，也有作家、學者和媒體人。後藤新平的外孫、已過世的前日本參議員椎名素夫和李登輝的交情尤其友好。
2007年後藤新平150週年冥誕，後藤新平會特別籌設第一屆“後藤新平獎”。李登輝的日本友人認為李登輝繼承了後藤新平的志業與精神，在擔任台北市長、總統期間，對台灣的現代化有卓越貢獻，是台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決定把這個獎項頒給他。2007年6月1日，李登輝親赴東京，接受“後藤新平會”頒證的首屆“後藤新平獎”。他在致詞時表示，能獲頒該獎是他的榮幸，他認為後藤很有遠見，能洞察百年後的先機，為台灣的近代化帶來莫大貢獻。他說，日本今後也需要有更多像後藤一樣類型的領導人，現在大家都應該多瞭解後藤究竟做了些什麼。
後藤為台灣做了些什麼呢？他最出名的事蹟是認定台灣人“愛錢、怕死、愛面子”，上台後即以“糖飴與鞭子”的政策，敉平“乙未戰爭”以來的抗日勢力，利用台灣人愛面子的心理，他先以保甲制度讓台灣人做“官”；再以專賣制度作為糖飴，引誘台灣士紳，達到“以台制台”的目的。在鞭子方面，後藤上任後不久，一方面藉由台灣總督府公布“匪徒刑罰令”，授權軍警依法殘殺抗日志士，另一方面又公布“歸順政策”，抗日義軍願意歸順者再提出“歸順嘆願書”及“歸順者名簿”，繳出武器驗收後，即可由總督府分派公路開墾工作，並發給“生業補助金”。
當時活躍於台灣各地的義勇軍中，北部的簡大獅、中部的柯鐵虎和南部的林少貓並稱“抗日三猛”。1895年11月，總督府宣布“全島平定”，北部各地十餘支義民軍領袖卻約定於12月31日除夕，以大屯山上舉火為號，各自統領數百或數千人一起行動，在翌日元旦會攻台北城。日軍獲悉後，立即先發制人，派出大批軍警追擊。在雙方裝備懸殊的情況下，義民軍傷亡慘重，不得不遁入山區。簡大獅等人集結抗日戰士一千餘人，在大屯山一帶進行遊擊戰，使駐紮在此一地區的日本憲兵警察不得安寧。
自林少貓在高雄後壁林戰死的那一天，總督府宣布：“全島治安完全回復”。後藤新平自己承認：自1897至1902年的六年間，被逮捕的“土匪”有八○三○人，其中有三四七三人依“法”被處死刑；另外有四○四三人則是以未經法律程序的“臨時處分”而遭到殺戮。此外，根據東鄉實和佐藤四郎1916年合著的《台灣殖民發達史》，自1898至1902年的五年間，經由“匪徒刑罰令”而處死者，有二九九八人，未經法律程序而被殺戮者，則多達一○九五○人。後藤整治台灣之心狠手辣，由此可見一斑！
主張“生物學原理”的後藤新平在台灣推動政務，和他以“糖飴和鞭子”政策消滅抗日義勇軍一樣，也呈現出高度的精準和效率。他上任不久，即於1898年公布“台灣地籍規則”及“台灣土地調查規則”，並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調查的結果清理出總耕地面積六十一萬九千甲，比清代劉銘傳丈量土地時的三十六萬一千甲，增加了71％；地租稅收也從九十二萬圓提高至二九八萬圓，增加了3.72倍，奠定了總督府財政充裕的基礎。
日本人治理台灣的最大目的，是要利用台灣豐富的物產，將台灣開發成支持本國經濟的力量，作為其“南進政策”的準備。因此總督府不惜投入巨資，有計劃而且是全面性的開發，這和西班牙人或荷蘭人的掠奪性殖民完全不同。
在日軍佔領台灣之初，台灣即以傳染病流行而聞名。後藤知道：衛生疫病問題將直接影響日本殖民台灣的成敗，因此在1896年將日本的“公醫制度”引入台灣，並在三年之後設置“台灣醫學校”，使新醫學朝向知識系統化及體制化發展；同時發展熱帶醫學，以協助日人適應台灣風土環境。他同時推動廣泛的衛生活動，全面控制傳染病；並開始進行代表改善衛生的下水道工程，使台北的下水道覆蓋率成為當時全亞洲第一，甚至超過日本。
後藤到台灣赴任後不久，即興建起巍峨的總督官邸（光復後改稱“台北賓館”），目的是要以高大的建築物來威嚇台灣人民。同時又大幅提升官舍之水準，藉以吸引有能力的日本人來台工作。1899年，台北自來水道工事已經竣工。那一年，台灣第一個現代化的金融機構“台灣銀行”正式創立，縱貫鐵路也開始動工。1903年，台灣首座水力發電所“台北深坑龜山水力發電所”開始興建，兩年後開始供電。他同時在台灣各個主要都市積極推展都市計劃，使台灣主要都市的面貌為之丕變，展現出現代都市的風格。
後藤新平治理台灣的一切作為，基本出發點都是為了鞏固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而不是要為台灣人民謀福利。在這個大原則的指導之下，後藤新平在產業發展方面，採用日人新渡戶稻造的“台灣糖業改良意見書”，選定了在台灣原本就有基礎的糖業，在他任內經由總督府公布實施“糖業獎勵規則”，並設立“臨時台灣糖務局”負責執行，讓日本企業可以獲得工廠建設補助金及生產補助金等各種金融保護，台灣成為日本人投資者天堂。
在台灣總督府的積極扶植之下，日本的三井物產及三菱商事等幾家大企業進入台灣後，享受到充裕的資金援助、原料獲得及市場保護，變成獨佔事業，同時引進新式製糖技術和經營模式，促使台灣糖業蓬勃發展。1901年總督府又公布“土地收用規則”，以公權力支持“製糖會社”，使會社能強制收買甘蔗的“原料採取地區”，大量取得大地主土地，相對的也使台灣許多農民由清代大地主的農奴，淪為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
日本據台之初，國內的砂糖消費百分之八十倚賴進口。據台之後，日本人在台灣全力經營製糖業，使台灣砂糖產量不僅可以滿足國內需求，而且成為世界主要的砂糖出口國之一。然而，總督府的政策是以本國的需要作為調整的準據，完全不管台灣人的利益，更刻意剝削台灣農民的血汗。所以當時民間流行著一句話：“第一憨，種甘蔗給會社磅”，道盡民間的不平和無奈。
不僅糖業如此，在“開發台灣作為南進跳板”的國策下，總督府控制一切的產業，從蔗糖開始，香蕉、樟腦、木材、煤礦、電力、交通等等，都成為日本人的獨佔事業，從事生產的都是台灣人，生產的成果悉歸日本人，以及少數依附日本勢力的御用紳士。不僅如此，日本對台灣的工資採取差別待遇，台灣人的平均工資衹有日本人的一半。
七、從“民族對立”到“階級鬥爭”
後藤新平推動的改革政策，使台灣原有的社會結構解體，原有的宗族制度瓦解，大多數台灣人淪為無產階級。這樣的社會改革並不能消除台灣人的抗日情緒。就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政策而言，後藤當然是“厥功至偉”的“頭號功臣”。他後來因為“經營台灣”的特殊成就，而在日俄戰爭後，轉任當時剛成立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首任總裁，繼續推行“日本帝國在南滿洲之特殊使命”，為後來日本的侵華戰爭預作準備工作。
後藤新平離職後，台灣社會又開始湧現層出不窮的抗日鬥爭，像1907年蔡清琳領導的北埔事件、1908年劉乾、林啟禎領導的林杞埔事件、1911年陳阿榮、張大爐、賴來在中部領導的革命運動；1912年羅福星、李阿齊領導的苗栗事件、1913年余清芳領導的西來庵事件，以及1930年發生的霧社事件，都是社會底層的民眾，無法忍受日本統治階級的壓迫所發生的抗暴運動。他們或許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或者利用民間宗教的信仰，跟日據初期地方領袖帶領的民族主義抗日並不相同。這些運動的一再發生，正足以說明：經過後藤新平以“兩面三刀”的鐵腕整治之後，台灣社會已經給整得民窮財盡，所謂“日治時期的現代化建設”，其實衹是自欺欺人的媚日之論。
從1915年之後，台灣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抗日事件。1918年，出身台中霧峰望族的林獻堂，東渡日本，特往奈良拜訪梁啟超，探詢中國協助台灣抗日的可能性，梁氏的回答是：“在今後三十年內，中國絕無能力幫助台灣人爭取自由。應力勸台灣人別輕舉妄動，遭受無謂的犧牲。”他建議應學習愛爾蘭對付英國方法，與中央要人溝通，以影響總督府，不要太壓迫台灣人。
梁啟超這番話明白表示：台灣人抗拒殖民統治，爭取自由的意願必須依賴自己，別無他途。在日本高效率統治之下，衹有以體制內的方法進行非暴力鬥爭，才是正確的運動路線。這番話奠下日後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肇始。
李登輝號稱是台灣政治人物中最有“學者氣質”的人，他對日據時期的台灣歷史不可能一無所知。在他的極力吹捧下，綠營不僅對後藤新平奉若神明，2016年6月，“台灣之塔”落成時，李登輝也以耄耋之年，坐著輪椅到琉球去主持“原台灣人日本兵”的慰靈碑的揭幕式。在抵達琉球的晚宴上，他就猛烈批評：“中國的霸權心態，毫不避諱，展露無遺，可說是當前亞洲最不安定的因素。”次日，他又到了琉球的“平和祈念公園”，在晴空烈日下為“慰靈碑”主持揭幕式。主要儀式的進行是由李登輝全程作日語演講，而蔡政府派駐日本的“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謝長廷全程隨侍，顯示蔡政權對李登輝的支持。儀式結束時，李登輝還帶領會長，用日語三呼“萬歲”！這難道不是大江建三郎說過的“帶來死亡的侵略軍的呼喊”嗎？這塊號稱“慰靈碑”的大石頭其實衹刻著李登輝所提的“為國作見證”五個字。令人困惑的是，它到底是為哪一個“國”作見證呢？李登輝衷心認同的“國”，是二次大戰前的“大日本帝國”嗎？它難道不是已經走入歷史了嗎？怎麼還可能成為當前台灣人民的認同對象呢？
李登輝1999年發動教改，精心炮製“同心圓史觀”，如今蔡英文政府不惜代價，千方百計地修改課綱，很明顯是要將下一代台灣人的認同塑造成“奴顏媚日”的“新世代”。這種自取其辱的媚日史觀除了造成下一代年輕人的認同混亂之外，怎麼可能獲得任何人的尊敬？
為了挽救我們的下一代，台灣的學術界有義務、也有責任響應“三自運動”，以反殖民帝國主義的“人類文明史觀”，對抗目光短淺而又扭曲史實的“同心圓史觀”，讓年輕人認清客觀的歷史事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11月號，總第26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