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0年代起，在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的鼓吹之下，新自由主義在歐美國家中興起，貧富懸殊的社會問題也愈來愈嚴重。被特朗普“無預警免職”的前聯邦調查局長柯米（James Comey）在他所著的《第二種忠誠》中指出：美國六十座城市中，有四十幾座城市經常發生“白人警察毆打非裔青年男子，或非裔青年襲擊白人警察”的案件。因為長期的種族隔離造成了社會結構不平等。在強調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社會裡，不同族群間的起跑點不同，使得好幾代人都無法翻身。這樣的社會背景，使美國黑人難以擺脫貧窮和犯罪的污名標籤。從警察的角度來看，他們每天面對的嫌疑犯，確實是有色人種多於白人，他們對黑人提高警戒，變成一種職業性的本能反應。
由於黑人當年是以奴隸的方式，被販賣到各地城市，所以衹能聚居在各城市的貧民區。如果他們聚居在某幾州，他們也可能要求獨立。在當前的人口結構下，美國的種族問題衹能表現為“間歇性的暴動”。
新冠疫情的發生，更加深了美國社會階級對立的尖銳性。在5月30日那一天，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多達174萬，死亡人數超過十萬。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窮人。在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體制下，政府並不承擔國民健康的責任，而是交由私人保險公司去經營。結果美國人有三千萬人買不起任何保險，四千萬人衹有部分保險。他們一旦罹患疫病，自然災情慘重。
今年五月，美國因為新冠疫情而申請失業救濟的人數已經多達3500萬人。他們因為需要工作，而希望政府開放封鎖，疫情嚴重的州政府又擔心：一旦開放，根本無法控制群聚感染的問題。這樣的矛盾是造成美國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攀升的主要原因。
二、國安立法的雙重標準
正是因為美國社會蘊藏著嚴重的階級對立問題，美國也建構出世界上“最完備”的國家安全體系。日前美國至少有四十六種法令，明確政府各部門有關國家安全權責，擴大警察機關權限，甚至允許中央情報局執行暗殺行動。
既然美國認為，保障國家安全是普世價值，不允許人民叛亂或外力入侵，那為什麼美國反對中共制定港版國家安全法，自己要介入香港事務？這難道不是明顯的雙重標準嗎？
英國於1997年結束殖民時，香港主權交還中共，建立香港特別行政區。施行“一國兩制”以來，香港一直無法依基本法第廿三條，訂定國家安全法規。主要原因在於美、英等國仍把香港視為禁臠，為法外之地，可以從香港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尤其是美國，二戰結束以來，一直自詡為“世界警察”，打著守護“自由與民主”的口號，極力圍堵共產勢力擴張，以維護美國在太平洋及亞洲的利益。
這一點，在香港回歸之初，鄧小平已經有所警覺。5月30日，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臉書發文稱，有人認為：大陸全國人大近日決定為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已經違背鄧小平當年所承諾的治港方針：“保障港人的言論自由五十年不變”。持這些說法的人根本漠視“一國兩制”初心，也故意忽略鄧小平一九八七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一段重要講話：“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
林鄭月娥引述鄧小平談話稱：“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
林鄭月娥指出，重新領會鄧小平當年的講話，再看看香港過去一年的暴力動亂，以及近日外國和境外勢力肆無忌憚地干預國家的內部事務，“我們能不佩服鄧小平先生的高瞻遠矚、洞悉世事嗎？”
翌日，中共駐美大使崔天凱在美國媒體彭博社網站發表一篇文章，題為〈保一國兩制前途還香港穩定發展〉。文中指出，長期以來香港在國家安全上處於不設防狀態，被人利用公然鼓吹港獨，煽動暴力，多次突破北京中央政府底線，外部勢力越來越肆無忌憚插手搗亂，干預香港事務，令香港陷入亂局，中國國家安全受到危害。
崔天凱稱，“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兩制賴以生存的基礎”，涉港國安立法可以令長期在香港工作及生活的美國人更安全和放心，任何人衹要跟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等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行為無關，就大可放心在香港安居樂業和投資。
林鄭月娥同時在社交網絡表示，崔天凱的文章，有段話是說給“長期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美國朋友聽的”。面對外國政府和政客的無理指控，這次立法工作事關重大，勢在必行。
第二天，獲委託為美國領事館物業獨家代理的世邦魏理仕證實，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宿舍，已經公開招標出售，截標日期是7月31日正午。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宿舍物業由美國政府於1948年以卅一萬多港元購入，1983年建成六幢三層高洋房，現在用作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員工宿舍。物業位在香港島南區的壽山村道，環繞壽臣山，因地處美景、環境私密，住戶都非富即貴，今天市值已上看百億港元。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已經承認標售有關物業，表示美政府定期檢討持有的海外物業，包括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辦公大樓，都是其投資計畫的一部分。
鄧小平的“一國兩制”理論基礎是港人治港；江澤民的“一國兩制”，基調是“井水不犯河水”。2002年11月，中共總理朱鎔基訪港演說，他先肯定香港具獨特優勢，信任香港“可以自己管制好自己”。接著他更強調：“我總是不相信香港搞不好，如果香港搞不好，不單你們有責任，我們也有責任，香港回歸祖國在我們的手裡搞壞了，那我們豈不成了民族罪人？”
從本文的角度來看，香港的最大問題在於知識分子缺乏一種“去殖民化”的心理調適，一直是把香港當作是高人一等的“白華”居住地，必然有外國勢力可以來保護自己。結果一場“反送中”運動，把香港與中國大陸形同“兩國論”的“一國兩制”，變成了“新一國兩制”，明確香港與北京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由“消極的一國兩制”，成為“積極的一國兩制”。
反送中運動帶給北京和香港最大的政治成果，就是“政治攬炒”和“新一國兩制”。五月下旬出現的港版國安法，遠比之前港澳辦、駐港中聯辦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分量更重。它不祇是重寫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而且是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多個面向的大變局，香港的“未來”已來，大家可以虛心以待。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0年8月號，總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