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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學者探討蔡當局的南海政策 |
中評社╱題：台灣參與南海爭端協商的利弊審視 作者：王英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1988年以前，台灣當局在南沙群島扮演著“中國”唯一代表、保衛主權領土的角色。台灣當局海軍定期地巡弋南沙群島海域，駐守太平島，登陸偵查其他南沙島礁，拆除其他南沙主權爭端國在某些島礁上所設立的標誌。但自大陸陸續佔領南沙島礁後，台灣的這一角色逐漸被大陸所取代，大陸也成為南海主權爭端中代表中國的當事方。為此，台灣方面極為不滿，不斷要求參與南海爭議的協商與談判。台灣的這一訴求不僅遭到大陸方面的拒絕，也遭到了其他當事國的排斥。這一結果，固然剛性地維護了一個中國原則，但也影響到台灣方面在南海問題上與大陸合作的積極性。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兩岸學者能否探尋到一個更加開放但又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方案，讓台灣適度參與南海協商，在此基礎上推進兩岸南海合作呢？
台灣參與南海爭端協商的訴求與現狀
由於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兩岸又未能就台灣參與南海問題做出妥善安排，南海問題的討論與協商常常變為“五國”的主導與博弈，台灣完全被邊緣化，一直不能參與。那麼，大陸為何排斥台灣參與南海協商？這除了因為大陸基於自身於1949年完成了對“中華民國”政府繼承的認知外，還因為台灣主張參與南海協商存有以下幾個目的：
第一，凸顯台灣的“主體性”。爭取在南海事務中的“話語權”、成為“積極參與者”，是台灣當局南海政策的首要目標。(1)台灣希冀以“主權國家”身份參與南海多邊合作框架，多次公開強調，台灣被排除在南海區域安全對話與共同合作開發之外是不公平的，呼籲南海週邊國家依據《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海洋法公約》和平解決南海主權爭端，台灣願意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接受《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內容，並希望參與正在研擬的《南海行為準則》，以擴大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的影響力，提高台灣的國際參與度。(2)
第二，改變台灣在南海問題上日益邊緣化的態勢。雖然台灣當局一直控制南沙群島中最大的太平島，但現實的情況是，在幾十年的南海爭端中，台灣不僅被邊緣化，而且完全沒有發言權。由於台灣不具備國際法主體身份，因而在南沙群島的主權爭端中，各當事國從來都不把台灣視為爭端方，所以台灣根本無從參與有關爭端的協商。(3)從客觀上看，由於台灣不是“主權國家”，且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可以支撐其權利主張，其參與南海協商的目標也就無從實現，這決定了台灣在未來南海主權爭端中角色上升的空間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爭奪和開發南海海洋資源的需要。現代國際海洋法的海洋劃界具有極大的資源附屬性。島礁本身可能並不大，也不一定具有實際資源，但島礁的歸屬直接關係到大片海域權益的得失。(4)在有些情況下，台灣方面要求積極參與南海爭端的協商與談判，表面上看重的是主權，實際上更看重的是漁權、礦產和油氣資源，因為如果不能提出“主權”訴求，主權之外的附屬海洋權益就無從談起。
第四，為了法理論述的前後一致（備註：就國民黨而言）。雖然台灣方面單靠自身的力量根本無法維護南海“主權”主張，但若放棄原來的南海政策，則與其原有的法理論述相矛盾。基於保持其南海政策與原有法理論述的一致性、嚴謹性，只能繼續聲稱擁有U型線內整個南海的主權。但國民黨很清楚，台灣並沒有能力去落實其對U型線內整個南海“主權”的主張，只是為了論述上的嚴謹和“政治正確”，才必須堅持原來的南海政策論述。從這一角度來說，國民黨南海政策論述的形式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
在南海主權爭端中，台灣應扮演什麼角色？這是一個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面對中國大陸與南海相關國家在南海問題的爭議，島內還存在一種主張台灣不應介入的心態與聲音，希望台灣“坐山觀虎鬥”。台灣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趙文衡表示，維持一個多元開放的南海最符合台灣的經貿利益，台灣應在爭端中避免明確表態，這種聲音也會影響台灣當局對兩岸在南海問題上的合作決策。(5)台灣學者翁明賢教授建議，台灣當局在戰略上應秉持“等距平衡、中立和平”的處理原則，凡是有關主權議題，以及涉及軍事衝突的事件，台灣方面應保持不介入任何爭端方，其他和平維護與研究課題應主動參與。(6)
儘管有台灣學者主張台灣在各爭端方之間扮演一個中立者的角色，但事實上無法做到，這是因為：其一，從主觀上說，台灣當局不願意自身在南海主權爭端中被邊緣化。隨著台灣在南海主權爭端中被邊緣化的態勢日益加劇，台灣民間要求積極參與南海爭端協商與談判的呼聲也日益高漲，這對台灣當局形成了較大的壓力。其二，從客觀上說，台灣處於大國博弈的夾縫和裹挾之中，很難獨立自主地判斷和策略選擇。從地緣戰略角度看，佔據南海地區最大天然島嶼——太平島的台灣當局自然無法回避南海主權爭端的爭鬥漩渦。台灣當局需要在與美日、兩岸、島內民意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倘若一旦失衡，台灣當局就會陷入被動。其三，美日不會允許台灣處於中立角色。美日與台灣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保護與被保護的軍事同盟關係。在美日與中國博弈或對抗的關鍵時刻，倘若台灣保持中立，其實就是對美日的不支持。對此，美日不會答應。眾所周知，台灣是中國面向太平洋最重要的“出洋口”和東亞地區的海上交通要道，為此美日總是千方百計要把台灣綁在他們一邊，或者至少也不能讓台灣跟大陸走近。所以，台灣當局面臨著十分棘手的戰略選擇，稍有不慎，自己就陷入被動局面。正如台灣政治大學鄭端耀教授所表示，在兩岸海洋戰略合作上，台灣感到非常為難。一方面，台灣希望與大陸維持一個良好的互動關係；另一方面，台灣也不敢得罪背後一直支持自己的美國。(7)
大陸與東南亞國家的基本態度
（一）大陸方面的態度
在大陸看來，台灣參與南海爭議的協商是兩岸關係在南海主權爭端這一特殊國際場合的延伸。台灣參與南海爭議的協商必然涉及對台灣當局的政治定位問題，對於這一敏感而複雜的問題，大陸非常慎重。倘若處理不妥，便會引起兩岸之間不必要的爭議。對於大陸來說，一方面，對於兩岸在南海合作問題上秉持較為積極的態度，希望台灣不要在南海問題上與大陸對抗，造成內耗。另一方面，在面對台灣的參與訴求時又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其一，台灣參與協商的身份問題如何確定。像台灣參與亞太經合組織這種經濟性、功能性、事務性的國際組織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它不涉及敏感的主權議題，所以經大陸同意台灣可以以地區身份加入，台灣也可以接受。但是南海主權爭議的協商所涉及的是主權爭端問題，這種情況下台灣將以何種身份加入呢？尤其是，在這種主權爭端背景下，台灣方面也是否會同意以地區身份加入？其二，大陸也擔心台灣出現在這種場合會事實上強化其“主體性”身份，無形中讓台灣拓展了“國際空間”，因為在彼此宣稱己方擁有南海排他性主權的情況下，兩岸任何形式的參與協商，都可能被解釋為對台灣方面主權的默認。所以，在台灣的政治定位問題得到解決之前，中國大陸對於台灣的這種顧慮就會一直存在。
從大陸的角度看，台灣方面提出的“五國六方”或“六國七方”協商方案屬於多邊主義框架，與大陸一貫主張的雙邊主義解決路徑相衝突；從當事方的角度看，存有主權爭議或海洋劃界爭議的“四國”或“五國”本身也難以形成一致意見，故缺乏可行性。有鑒於此，又有台灣學者提出了“兩國三方”的方案。筆者認為，該方案與前述兩種方案相比，雖然可行性有所增加，但也面臨諸多困難，主要是：其一，作為“兩國”中的“中國”一方是指兩岸的哪一方？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指所謂“中華民國”？在兩岸之間事實上存在“一中各表”的情勢下，問題該如何解決？其二，倘若大陸代表中國，台灣以“中華台北”名義參與協商，是否可行？這是“兩國三方”方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該方案首先需要兩岸內部先行進行協商，協商出方案和結果後再跟對方當事國進行談判；而兩岸進行協商的前提即為兩岸同屬一個中國，沒有這一政治基礎，兩岸之間的協商無從談起。
（二）東盟國家的態度
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東盟國家不願得罪大陸，為避免引發不必要爭議，均堅持一個中國立場，不承認台灣當局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而均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他們看來，所謂的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問題。(8)在南沙主權爭端中，東盟國家對台灣當局的態度非常謹慎，東盟區域論壇從來不邀請台灣方面參加。(9)近些年來，台灣被排除在東盟國家主導的ARF與CSCAP等處理南海問題的官方與非官方組織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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