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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 |
中評社北京12月9日電（記者 李娜）12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在京參加涉港問題研討會。從整體上來看，他將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及“一國兩制”的觀念認同危機理解成是中美在21世紀重新定義世界秩序的一個焦點性事件，認為中國原來以一種依賴和融入的方式進入全球化秩序的改革戰略出現了一個節點性的危機，或者可能效用見頂。所以作為中美合作平台或者掛鈎之一的香港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重要危機，但也是“一國兩制”重構發展的契機。
田飛龍以兩個事件作為切入點分析“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際上出現了一個效用見頂或是需要結構更新的問題，一是11月24號的區議會選舉，還有一個就是11月27號美國總統特朗普所簽署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首先，香港區議會選舉表明反修例運動持續六個月以來，示威者暴力並沒有引起主流民意的反感，一種不割席的本土主義政治和文化認同更加鞏固，並且通過區議會選舉的方式表現出來，從而開啟了通過選舉進行管制權爭奪的全新進程。這個進程有可能會引發“一國兩制”的制度安全危機，直接涉及到明年9月份的立法會選舉，以及之後特首選舉委員會與特首的關聯選舉。
還有，美國通過的涉港法案對基本法秩序產生重大挑戰，是為香港示威的暴徒提供的兜底保護。該法案同時對香港執法的警察和公務人員進行制裁，並且嚴密封鎖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之間的技術合作。法案裡有專門的出口限制條款，限制港美貿易當中的專利和技術轉用於大灣區，實際上是對大灣區和香港合作建立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對衝，一個法律上的封鎖。一旦美國發現有任何的技術或者專利在深港合作當中被使用，美國司法部馬上就會啟動調查，這樣的話對香港的公司，以及大灣區的科技公司都會造成很大的威脅。這個法案確實對香港的地位打擊比較大，而且案還可能有其他國家的聯動制裁和追隨。
這兩個事件整個使得香港的安全形勢、中央管制權的落地空間，還有香港融入大灣區的意願和能力都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田飛龍指出，香港回歸22年來政權建設有兩個重要觀察點，一個是特首和建制派之間的關係，我們把它稱之為“一國兩制”的管治聯盟問題，這個管治聯盟始終沒能穩固出現。第二個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制度性合作，隨著2011年局部政改完成以及司徒華的過世，已很難再有契機和突破。2014年“佔中”以來，香港青年本土派逐步成長為政治的“第三極”。故今天“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再也不能用建制、泛民的二元框架來分析政治生態，其實在2011年後已經不適用了，現在實際上是三級——建制、傳統泛民和青年本土。
從2011年開始，香港反對派沒有轉化為“忠誠反對派”，反而是從相對反對派變成了現在的絕對反對派。在“絕對反對派”之下，尤其是青年本土派的“勇武路線”、國際代理激進模式之下，當香港的青年本土派不再認同“一國兩制”，追求完全自治，並且明確講出“港獨”政治目標的時候，原來鄧小平時代所奠基的“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就難以有效應對新的政治衝突了。反修例運動就是青年本土派政治運動突破制度底線的典型與高峰。
田飛龍表示，現在“一國兩制”轉型遇到結構性的困境。而如何走出困境？田飛龍表示不太樂觀，因為自2003年之後，我們在教育、司法、媒體和青年這四大治理的關鍵性領域從來沒有改良的任何突破。因此隨著時代更替和中美博弈的升級，香港會長期成為一個動態博弈且反覆拉鋸的平台，甚至出現“冷戰化”，誰都退不出去，誰想完全進去控局也絕無可能。香港在這一過程中付出的代價是沉重及難以完全彌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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