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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係過了折返點，還能折返嗎？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過了折返點 作者：楊開煌（台灣），銘傳大學兩岸研究中心主任、兼任教授
問題不在“一國兩制”辦法本身，也不在於“統一”的定義，而在於“港、台”的反共意識形態，在大半個世紀教育下，已經深入“港、台”人心，形成對共產主義的厭惡、害怕和對中國共產黨絕對的不信任，所以根本的問題根源不在“如何定義統一”，也不在“一國兩制”的辦法是否吸引人，因為在當前的台灣相當一部分的人是反中國的、反統一的、視中國大陸為外國，所以中國大陸的某些“公知”人物，若建議北京真按卜睿哲的想法，除了必然面對更多的失望、更大的失敗之外，不可能扭轉頹勢，以致最終除了“武力統一”之外，別無他擇。
當前台灣新情勢，更是將兩岸關係推向關鍵的決定時期，這就代表了兩岸關係在法理上和事實上都不可能繼續“維持現狀”，應在可預見的未來，隨著中、美之間競爭的明朗化，台灣問題必然出現決定性的結果。
一、前言
美國在台協會（AIT）前理事主席卜睿哲在台灣選後被問及這次台選結果是否意味關上兩岸統一的大門，他表示：這取決於大陸如何定義統一，但“一國兩制”大門很早以前就關上了，這次選舉祇是證實這項主張在台灣沒有市場。他又說：若大陸朝統一的方向，想出一種更有創意的方法來解決兩岸爭端，台灣人民也許會有興趣聆聽，因為過去幾十年他們祇聽到“一國兩制”。①按此說法，他認為北京祇要在“統一”的定義上“更有創意”，“台灣人民也許會有興趣聆聽”，然而北京對“統一”的定義再寬鬆，按現任“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會長的包道格所說，“美國將尋求讓台灣成為與中國大陸對抗的前線夥伴，台北得要決定如何處理這個問題”，②那麼蔡當局有可能、有膽量、有能力拒絕嗎？於是我們不得不問北京的“統一”，有可能包容台灣成為“反中”、“仇中”的“前線夥伴”嗎？
事實上，中國傳統政治中的“統一觀”，是天下大一統為核心，追求的是一種普天之下，萬事萬物，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的秩序和諧。但是中國的這種國際觀，不適應近代西方興起的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係，中國在歷經百年的挫折之後，也順應時勢，建立起以“國家”為主體的新國際觀。如今中共對“統一”的看法，也早就是以西方政治學“國家統一”作為“統一”的定義，但是在“港、澳回歸式”的統一和台灣“化解政權敵對式”的統一之間，雖然還是有所不同，但是已經不以西方政治學的“國家”為典範，則是相同的思考基礎，否則就不會提出“一國兩制”這種辦法，而是既已回歸，必然分期分段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以符統一國家的標準。可見問題不在“一國兩制”辦法本身，也不在於“統一”的定義，而在於“港、台”的反共意識形態，在大半個世紀教育下，已經深入“港、台”人心，形成對共產主義的厭惡、害怕和對中國共產黨絕對的不信任，所以根本的問題根源不在“如何定義統一”，也不在“一國兩制”的辦法是否吸引人，因為在當前的台灣相當一部分的人是反中國的、反統一的、視中國大陸為外國，所以中國大陸的某些“公知”人物，若建議北京真按卜睿哲的想法，除了必然面對更多的失望、更大的失敗之外，不可能扭轉頹勢，以致最終除了“武力統一”之外，別無他擇。
二、局限的視角
問題的本質在於在這場美國霸權全力遏止（非“制”）中國崛起的大博弈中，美方固然在朝鮮、伊朗問題上並不如意，在一帶一路上，在南中國海的議題上屢屢挫敗，收獲甚微，但是在“港、台”問題上的挑釁則是十分成功，甚至可以說是大有斬獲。這等於是在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上，設下了最麻煩、最棘手的路障，成功地讓“港、台”死心塌地扮演著不讓中國“和平”崛起的棋子，你要“和平崛起”？除非我倒地不起。為什麼“港、台”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而澳門則沒有，除了大小、葡英的帝國主義重視程度、統治方式的差異之外，個人以為最關鍵的就是“教育”。葡國在澳門名義上是400年，事實上，直到1846年之前，葡萄牙都沒有對澳門進行殖民統治，而僅僅是租居。到1887年年底，葡萄牙與大清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這個條約在法律上承認了葡萄牙對澳門“永居管理”的權利。③
他們在教育方面是採比較放任的方式，此一方式涉及學校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課程大綱，尤其對私立學校，④在文化上澳門也沒有後殖民化的現象，簡言之，澳門人民沒有被“反共”教育洗腦。而台灣在七、八十年來的反共、反中的教育下，一般人民在思考兩岸關係時都被三種思維所綁架：第一是從“反中”的唯一角度去閱讀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的社會變化，而在閱讀的心態上是找“反中”的證據和理由，而不是客觀地理解中國大陸的變化。這是兩蔣的反共教育留下的遺產，其後繼者自然順利將之轉為“反中”、甚至“仇中”的教育。第二是從“自由民主”的唯一政治價值去判斷中國大陸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劣，從而“不民主”（不實行西方式民主）變成了台灣當局洗腦台灣百姓的利器。因此不論中國共產黨政治作任何的改革都是“專政”、“不民主”。自然也看不到2016年西方民主的“黑天鵝”所帶來的民主制度、無法自我治癒的民粹症。第三是從以己為唯一正確去看待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差異，於是兩岸之間所有的“不同”，在台灣的大部分人民就自動地將之異化為“是與非”、“對與錯”。主觀地、習慣地、絕對地相信自己的“是”與“對”，必然失去民主原本應有的包容異己。
在此思維深入台灣百姓的情況下，表現在選舉之中，“仇中”、“反中”取代了以往省籍、外來政權等悲情動員，而今“恐懼動員”就成為台灣當前政黨最有效的催票器、最有效的宣傳口號；所以在香港、台灣都相同，這種“仇中”、“反中”的社會基礎，為美國的遏止中國和平崛起，敞開大門，尋得最佳的棋子。但是港、台充當棋子的結果是什麼？應該不僅是完全無法自主性地決定，在未來是否、如何、何時及何事“被拋棄”之事；更現實的是港、台這種單一的反中和反共的思維，當前而且將越來越不能適應和認識如今變動、多元和充滿速變的世界，事實上，由於世界的變化既快速又全面，因而單一的觀點的結果，必然使自己狹隘、落伍，從認識上被世界孤立。在西方國家也一樣是反共、民主，但他們還有另一方面，可以被聽取和參考；在台灣這一面的看法、意見是被認為不愛台、賣台的言論，幾乎不被聽取，在台灣青年中尤其盛行。
三、維持現狀
然而，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又是全世界公認的事實，如今成為全球第二大強權，是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這些都是國際公認的；而中國大陸一貫實行“一個中國”政策，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國家的完全統一又是中共矢誓完成的任務之一，2005年通過“反分裂國家法”，以強使手段，制止台灣分裂。因此，對台灣而言，就陷入一種“不能獨、不願統”的政治困境之中，於是美國提出“維持現狀”作為美國的兩岸政策。數十年來“維持現狀”已經成為台灣自我麻醉而達到自我保護的“集體思考”、“集體迷思”。
“維持現狀”，在國際關係領域中使用“維持現狀”一詞時，是針對各方權力平衡而有爭議的議題，一時之間，無法解決，為免事態的惡化，從而以“現狀”不變作為暫時性、臨時性的方案，管控危局，以便爭議各方有時間理性討論，尋求妥善性、確定的解決之道。所以“維持現狀”祇是方案，不能成為政策，因為“維持現狀”的本質，並不是為解決問題而是拖延問題，從哲學的高度思考，“變”是萬事萬物的常規，任何“現狀”都是不可能被不變地“維持”的；“現狀”既是動態，則“維持現狀”確實祇是一種政治騙術而己。換言之，在“維持現狀”的虛偽之下，各方都在變，祇要不是明確地、迅速地改變了形式現狀，或是明顯地挑戰到“現狀”的結構就都是“維持現狀”。動態的“現狀”祇能被不斷地量變，而仍未出現“質”變的結構，將之形式地維持住、約束住而已。換言之，各方都是在“維持現狀”的騙局下，不斷增強、增加己方最終有利於解決“現狀”的籌碼。可以想見的是：從理論上說，在一場賽局之中，從實施“維持現狀”開始到有“結局”為止，這段時間一定是越短越好，因為有了結局，如果暫不論結局如何，不論結局好壞，我們都可以視為確定的狀態，一旦進入下一個確定的狀況之中，就可以開始下一階段的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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