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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復和重構台灣民眾“一個中國”的正確國家認同，是兩岸統一的必要前提和政治社會基礎。 |
中評社╱題：“台灣民衆國家認同：建構、解構與重構” 作者：明庭權（武漢），武漢行政學院政治與哲學教研部主任／博士／教授、兼任華中師範大學台灣與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摘要】根據國家認同理論，一是國家認同對於民族國家的存續發展至關重要，二是國家認同是動態變化的，甚至可以被重新塑造。台灣自古屬於中國，在歷代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和長期的兩岸交流中，台灣人民牢固建構起了對中華文化的歸屬感和對祖國大陸的認同。台灣問題產生70多年以來，受島內、兩岸和國際等多重因素影響，當前台灣民衆國家認同正處於嚴重混亂狀態，千百年來對祖國大陸的歷史認同正被“文化台獨”所逐漸解構。有鑒於此，必須恢復和重構台灣民衆的正確國家認同，這是兩岸統一前應對“文化台獨”消極後果和統一後對台有效社會治理的必要前提和政治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隨著民族復興而終結〔1〕，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2〕。在民族復興和國家統一前後，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問題。本文以國家認同理論為指導，基於台灣民衆國家認同的混亂現狀，提出必須恢復和重構台灣民衆“一個中國”的正確國家認同，這是兩岸統一前應對“文化台獨”消極後果和統一後對台有效社會治理的必要前提和政治基礎。
一、國家認同理論的基本內涵
（一）民族國家與國家認同
公元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不僅確認了以平等、主權為基礎的近現代國際關係準則，更將民族國家推上了人類政治生活的核心。馬克思·韋伯認為，民族國家不僅包含領土、主權和人民三要素，而且合法地壟斷國內所有武裝力量。而一國主權的有效性，則取決於國民對該國的忠誠和服從，取決於國民對國家的認同。國家認同，一般是指“政治人在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社會中對特定國家的情感歸屬”。〔3〕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國家常以政府、國號、民族、共同的歷史和相同的文化語言習俗等具體形式呈現出來，統一清晰的國家認同是培養民族凝聚力、民族歸屬感的平台基礎，也是區別國民身份的重要標識〔4〕。
國家認同至關重要，它是主權國家得以存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一旦出現國家認同危機，往往引發該主權國家的生存危機，甚至走向分崩離析。毋庸諱言，在國家認同問題上，台灣地區已經呈現出嚴重危機混亂狀態，并對“一個中國”原則構成了重大實質性挑戰。如果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持續朝著“台獨”化的方向演進，代表分裂勢力的民進黨將會在島內長期執政，并以政權力量徹底消弭台灣民衆的“一個中國”認同；國民黨則為了贏得選票和執政地位，其政治立場很有可能加速倒退，在“棄統”的同時，不反對、不排除甚至附和贊成“台獨”主張；島內統派則面臨國、民兩黨甚至中間勢力的多重打壓，發展空間進一步限縮，政治影響消於無形。長此以往，“一中”前提下和平談判的大門將被徹底關閉，海峽兩岸不得不面臨武力攤牌的現實，即使中國大陸在武統鬥爭中實現了必勝、速勝和完勝，統一後的台灣社會治理也將變得十分棘手和困難。
（二）國家認同的變化及其啓示
國家認同是民族國家存續發展的重要基礎，與此同時，一國國民的國家認同并非一成不變，不同政治力量可以塑造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國家認同。台灣民衆的國家認同之所以呈現出危機混亂狀態，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譬如日本的殖民餘毒，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台灣的政治轉型，兩岸長期的分裂分治，美國為首國際因素的滲透破壞，以及 “台獨”勢力對於國家認同的刻意扭曲異化等。
認同變遷的動力，就在於能否給其成員提供安全、尊嚴與利益等公共產品。能够給共同體成員提供安全、尊嚴和利益，現有政治共同體就會獲得該共同體成員的認同而持續存在；如果更高更廣一級的政治共同體能够帶來更多的安全、尊嚴和利益，就會推動現有政治共同體走向合并與統一之路；如果現有政治共同體不能給其成員提供安全、尊嚴和利益，而是低一級政治共同體才能提供安全、尊嚴和利益，那麼原有的政治共同體就會分崩離析。這就是建構、解構和重構台灣民衆國家認同的立論來源和理論基礎。有鑒於此，我們必須要讓台灣民衆真正認識到“台獨”的毀滅性後果，真正體悟到作為中國公民的安全與尊嚴，以及在兩岸交流中感受親情，獲得統一紅利。
二、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國家認同的歷史建構
海峽兩岸同胞千百年來共同的地理空間、血脈宗親、歷史記憶和文化傳承，早已深深烙印在台灣人民心中，并在近現代歷史的磨難中建構起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的國家認同。
（一）共同的地理空間
1.5萬年以前的遠古時期，東海海面比現在低130米，因此台灣與福建是彼此接壤的，屬於中國陸地。後因地質沉降和海平面上升，接壤部分被海水淹沒成為台灣海峽，台灣於是與祖國大陸隔海相望。從地質構造而言，台灣省不僅是中國東海大陸架的有機構成部分，其地質成分也與福建、浙江兩省的酸性火成岩體完全相同，這正是建構台灣民衆對於祖國大陸國家認同的天然地理基礎。
（二）共同的血脈宗親
台灣早期居民來自祖國大陸。1971年和1974年，考古學家先後兩次在台南縣左鎮鄉發現了台灣地區最早的人類化石，因在左鎮發現故命名為“左鎮人”。考古表明，“左鎮人”大約在3萬年前從福建遷徙到台灣，與福建考古發現的“清流人”、“東山人”同屬中國舊石器時代南部地區的晚期智人，二者有著共同的起源，都繼承了中國直立人的一些特性〔5〕。
台灣總人口2300萬，其中漢族占比98%。台灣漢族早在唐代就有遷徙記錄，但主要還是明清時期通過5次人口大遷徙，主要是從福建、廣東地區移居到台灣的。在台灣少數民族占比不到2%，約50萬人左右。以高山族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則是台灣早期住民的後人，其祖先同樣來自祖國大陸。由此可見，台灣同胞和大陸民衆可謂是同文同種，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骨肉兄弟。
（三）共同的歷史記憶
自三國時期向台灣出兵以來，宋代後，歷代中央政府先後在台灣設立行政機構。由於北方強敵環伺，南宋時期中央政府高度重視海軍建設和海上貿易，公元12世紀中葉，南宋決定在澎湖地區駐兵，同時決定將澎湖劃歸福建泉州晉江縣管轄。元明時期，均設立澎湖巡檢司，其主要職責就是負責海上巡邏、追查罪犯，以及督辦鹽課事宜。公元1662年，收復台灣之後，鄭成功在台設立“兩府一縣”，即承天府和天興縣、萬年縣。清康熙二十二年，即公元1683年，清政府舉兵攻克台灣，中國再度實現大一統的政治格局。次年，清政府在台設“分巡台兵備道”及“台灣府”，下設“台灣”（今台南）、“風山”（今高雄）、“諸絡”（今嘉義）三縣，行政上隸屬福建管轄。清光緒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考慮到台灣在維護東南海域的特殊地位，清政府正式劃台灣為單一行省，并任命劉銘傳為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任內修鐵路，開礦山，架電綫，造商輪，興辦企業，創設新式學堂，極大推進了台灣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
17世紀開始，台灣屢遭西方殖民入侵。公元1604年和1622年，澎湖地區先後兩次被荷蘭殖民強盜所侵占。公元1626年，台灣北部地區被西班牙殖民侵占。公元1642年8月，荷蘭殖民者打敗西班牙，台灣淪為荷蘭殖民地。公元1662年2月，鄭成功打敗荷蘭殖民者，台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明治維新後，日本迅速走上了殖民擴張之路，琉球（冲繩列島）和台灣則成為其向南擴張的首要目標。公元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次年清朝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其條款之一就是割讓台灣給日本。消息傳出，在京18省會試人員發動“公車上書”，堅決反對割台。消息傳至台灣，島內鳴鑼罷市、哭聲震天。清軍將領劉永福團結台灣同胞，與日本占領軍拼死搏鬥，終因寡不敵衆遭致失敗，台灣再次淪為外國殖民地。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同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出《對日宣戰布告》：“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間之關係者，一律廢止”，《馬關條約》自屬廢止之列〔6〕。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國簽署了《開羅宣言》，明確“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華民國”〔7〕。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并以國際協定的形式再次確認了《開羅宣言》中所規定的日本必須將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的原則〔8〕。1945年10月25日，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在台北正式接受日本軍隊在台灣的投降，并且代表中國政府鄭重宣布：“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國政府主權之下。”〔9〕這一天，台灣同胞奔走相告，祭告先祖，慶祝台灣再次回到祖國大家庭。雖然經歷了半個世紀慘痛的日本殖民歷史，雖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妄圖用各種手段磨滅台灣民衆的中國印記，但是台灣民衆依然強烈地保留著我是中國人的國家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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