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我們還在其他一系列的制度上面在做出一些探索，所以說最近我們也會看到就說國家高端智庫理事會，對我們在機制體制創新上面，做出了高度的肯定，因為他們會看到我們既不是機關制的運行模式，同時也不是教授作風式的簡單的工匠型的手工生產體系，而是實現了很好的彈性的，持續發展的一種模式。這種模式能夠在中國的土壤裡長期存在下去，能夠長期地將我們的科研成果，我們的學術思考，我們的實踐調查，運用到我們的資政啟民的服務之中來。
中國網：作為高校智庫，人大國發院的很多研究人員，都是人民大學的教師，是怎麼平衡老師們平時教學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呢？
劉元春：第一，我們人民大學在智庫建設上制定了十年規劃，規劃裡面很重要的一個就是我們要對於人民大學的研究人員進行一些分類，並不是任何一個教授都能來做智庫研究的，必須建立在長期的學術積澱的基礎上，必須建立在對現實有敏感的觀察和感受的基礎上，必須要對政府的這種需求，社會的需求要有深刻的了解這種基礎上，所以實際上對我們參加智庫的人員有一個資政的要求。
第二，在成果評價上面進行分類，有效地承認智庫活動是作為高校活動的一個有意義，有價值的一部分，跟學術評價，教學評價是相並列的，這樣很多教師能夠根據學術生涯的設計來分配工作時間。
第三，一個很重要的舉措，就是在機制體制上建立了一套高校的“旋轉門”體系，希望教師在經過長期學術積澱和一些現實問題研究之後，可以申請到我們的智庫平台來進行資政服務，可以給他享受智庫科研崗的待遇，當他將他的一些思想和各方面的這些研究貢獻完畢之後，又可以回到傳統的教學崗位和學術崗位上進行進一步地積澱，這樣我們就能夠實行教師學術生涯的一個很重要的規劃，和它在學術和資政之間的旋轉，這樣就能解決我們所看到的高校裡面在教學、科研和資政這三者之間的衝突。
中國網：作為高校智庫，它跟官方智庫和社會智庫是有很大不一樣的，你認為高校智庫最大的優勢在哪？在下一步的發展當中需要突破的瓶頸還有哪些？
劉元春：高校智庫和官方智庫最大的區別有幾個:
第一，高校智庫是依托於高校的科研為基礎，學術積澱很深厚；第二，高校的團隊很寬廣、很雄厚，可以通過這樣的選拔體系，使很多有大量學術積澱的這樣一些學者進入到這個智庫裡面；第三，高校與政府有一定的距離，它能夠對政府行為，社會行為能夠保持相對冷靜和距離性的觀察，使它的意見與政府智囊和政府智庫有一定差異，當然這樣一個特點也決定了高校學者可能對於政府這一個深層次的需求和深層次的一些運作體系還了解不是很深，所以這樣也決定了高校智庫在某種層面上要比政府的智庫有定位上的差異，在一些選題上也要有一定的差異，比如我們講的高校智庫就應該在思想性上，學術性上，戰略性上這方面更多地著力，而不宜在一些短期政策上花過多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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