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競爭性體制的優勢並非它消除了統制經濟，而是保證了它們只能在比其他類似的統制經濟或市場運行結果更有效率時才能生存下去”，而處於中國改革過程的國有銀行體系就是這樣的一種“統制經濟”安排。實際情形極有可能是這樣的，在中國特殊的改革背景映襯下，一定是（國有）銀行體系動員和配置金融資源的“比較優勢”發揮在先，政府的金融控制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的設置才緊隨其後。在改革過程中，政府的金融控制往往不只取決於政府自身的控制意願，而在很大程度上同時受制於金融控制成本與控制收益及市場交易成本與金融體系內部組織成本的力量對比。只有在金融市場交易成本變得更為低廉時，銀行體系出讓部分金融資源配置權利才是合理的。如果由於種種經濟的或者非經濟的原因，銀行體系一直擁有金融資源配置成本方面的比較優勢，我們就沒有理由出於其他考慮或者壓力（如金融國際化或金融自由化）而放棄“銀行主導型”金融體系結構。近些年來針對國有銀行體系的商業化或者市場化改革努力，其實嚴重低估了這一體系在中國經濟崛起中的“戰略作用”。簡言之，國有銀行體系是一種著眼於國家長遠發展目標的戰略性金融制度資源。在全球經濟中心東移和中國快速躋身世界經濟強國的宏大背景之下，如果只糾纏於如何讓大型國有銀行將不良資產率控制在多少個百分點以下，以及滿足金融需求等微觀環節，則注定會造成稀缺金融制度資源的嚴重錯配，最終影響國家發展戰略的有效實施。
換一個角度看，那些單方面強調金融市場化好處的觀點其實隱含了市場可以免費使用（市場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而忽略了讓一個幾乎從零開始的“孩童般”的金融市場來承擔配置金融資源的重任，需要面對極高的交易成本。饒有意味的是，在中國特有的經濟改革過程中，金融市場化與金融控制恰好互為條件。從中國經濟改革框架的整體制度設計及其演進過程看，有關市場化與國家控制的“分寸拿捏”始終是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基本命題。更確切地說，金融市場化需要國家出面掌握進度與節奏，以免久被抑制的銀行體系本身的“個人理性”衝動迅速加總為整個金融市場化改革過程的“集體非理性”結果；而國家的金融控制本身要避免有朝一日最後“失控”，就需要借助金融市場化進程來逐步釋放不斷積累的金融壓力和金融風險。這無疑是一種“金融困局”。由此預示著，理解國家的經濟增長責任及其金融安排以及這種安排與居民部門的金融聯繫是洞徹中國經濟增長深層金融機理和金融制度變遷邏輯的關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