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6日電／零售銷售額連續數個月下跌，且跌幅有增大的趨勢，讓不少港人憂心，對政府來說這是就業問題、對商界來說這是利潤問題、對從業員來講這是生計問題。我們馬上就面臨一個兩難：一方面，在中央已經透露口風的情況下，部分市民對減少自由行數量有期望；另一方面，在旅客消費開始減少的情況下，減少內地旅客來港的人數，會對本地經濟帶來進一步沖擊。梁振英政府無論怎樣處理，看來總會讓一方失望。一個弄不好，更是雙方都失望。政府出了力但各方不討好，這種處境我們實在是太熟悉了。
大公網刊登劉迺強評論，表示微調不能微，要調就要調出效果。張志剛就說過“以5%計算，一天（減少自由行數量）只有1.5萬人。1.5萬人是什麼概念，那大概是坐滿了四成大球場的觀眾。這個數量的人數，放在全香港，那會起些什麼作用？就算提高到一成，也只是3萬人，坐滿大球場的七成多，對於每天1200多萬人次的運輸系統，也未必可以明顯感受得到。所以策發會的討論起點放在兩成，其實不無道理。兩成有6萬人，對於商場和地鐵，會有一個明顯的效果。”
一簽多行冀推動區域融合
面對這種困局，打“一簽多行”主意的人就越來越多了。“一簽多行”在今天常被詬病，認為它已淪為水貨客的工具，但這個政策背後其實蘊藏著一個“區域融合”的理想，這也是我和陳文鴻以及其他朋友多年以來的主張。“大珠三角九加二”的概念，最近幾年已經漸漸在公共論述上消失，在民粹面前，它更是不合時宜。但內地講發展，都是“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這樣的區域規劃思維，不是我國特色，在國外也非常流行，有關研究的學術論文、專著一大堆。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區域一體化也是公民權利均等化的載體。內地近年的戶籍改革、社會福利可攜化、社會保障均等化等等的改革，都是從區域做起，既為居民帶來實惠，又能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鋪墊基礎。但在這樣的趨勢之下，香港再一次逆著潮流，走上了回頭路。
針對“一簽多行”的，不乏有識之士，他們都知道問題要害不是“水貨”，而是區域融合本身。“新力量網絡”主席呂大樂於去年4月在《明報》發表的“區域融合問題較想像中大得多”，就明確表示“今天我們要處理的是區域融合的結構性問題，而不是一小撮水貨客所引起的矛盾，也不是一宗可以憑著行政手段或權宜之計而可以解決的事情”。
在香港承載力有限，旅客人均消費又似乎到頂的今天，我們面臨著一個最基本的抉擇：我們要把有限的承載力優先讓給不是以旅遊購物為主要目的的“一簽多行”，以促進區域融合，透過要素（尤其是人）在區域裡面進一步流通，激盪出更多的創意和機遇？還是把名額優先給一年來香港一次的“土豪”，讓他們多買名牌？
以上的問題不是一個行政問題，它關乎香港未來發展的方向。
零售放緩與內地經濟無關
在做決定之前，我們還需要對內地整體的發展路徑有一個評估。對於香港零售銷售額下跌，很多分析歸咎於內地經濟增長放緩，這樣的觀點其實並不全面。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一至四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5%，比去年同期隻放緩2.2個百分點，同比回落幅度比一季度更收窄0.2個百分點。雖然說內地經濟增長放緩，但國內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仍算穩定，跟香港錄得的數字不可同日而語。這個差距背後是什麼原因？
中央政府願意以經濟增長放緩為代價，實現經濟轉型，前提是就業不出問題就好。只要基層有就業，最低工資每年提升，就代表社會大多數生活越來越好。有了這樣的底氣，GDP多一個百分點，少一個百分點，也就不重要了。
檢討自由行要戒除“毒癮”
在這樣的政策方針下，內地社會收入分配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在大多數內地高檔餐飲生意大跌的同時，一些中低檔餐飲及連鎖快餐店卻生意紅火，一些連鎖快餐店甚至加速佈局。面對這樣的境況，這些“業內人士”紛紛叫慘，但想深一層，這個轉變不正正是習主席“中國夢”的應有之義？
香港過去的高檔奢侈品銷售“佳績”，跟內地的貪腐文化和不良社會風氣同氣連枝。習主席最近就強調“作風建設是永恆課題”，要“努力以優良的黨風政風帶動全社會風氣根本好轉”，可見反貪腐，反奢侈不是隻針對黨，共產黨既然是“先鋒黨”，黨的建設最終就是為了要影響社會。
如果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似乎亦只有一個繼續揮霍、腐敗的內地才能救香港的零售業，至少這是最近社會討論自由行政策該如何修訂時的一種基本思路。但國家的發展方向告訴我們，香港檢討自由行政策的時候，必須抱著戒除毒癮的決心，不怕代價，重新出發。
區域融合，鼓勵創新、創業，才是持久之道。今天我們老把焦點放到“水貨客”身上，但其實就著“逃稅”這個角度來說，日常用品水貨跟名牌包包根本沒有任何差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