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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金財 |
中評社台北10月25日電（作者 柳金財）最近作者參與一項2022年電視選舉新聞學者觀測聯盟記者會，與會有學者提出2022年台灣地方選舉目前仍處於相對低迷狀態。眾多學者討論十二家有線及無線電視台報導聲量，呈現“重北輕南”、有線電台熱及無線電台冷的不對稱狀況。媒體對政黨、區域及候選人報導的失衡狀態，從總體上而論一方面突顯整體選情低迷，一方面也顯示政黨仍欠缺有效的政策議題動員選民，整個選舉甚至陷入“學術論文”謬誤攀比，以此影響候選人人格操守及信用、能力，甚至因“論文門”喪失參選機會。
無獨偶有的是，2022年台灣地方選情至今低迷，尚不如2018年選情競爭及緊繃態勢，這兩屆選舉究竟有何差異呢？2018年地方選舉首次結合公投綁大選，儘管曾面對“中央”層級公投議題怎會與地方選舉相結合的質疑，當時曾以為公投綁大選可以降低行政成本及提高政治參與率，但選舉結果卻是執政的民進黨大敗，國民黨取得15席縣市長、民眾黨獲1席及民進黨僅剩6席。無庸置疑，公投綁大選提供動員選舉的集體誘因，在選舉中因有政策議程設定，產生集體動員的效果。
此後執政的民進黨再次修改公投法，導致公投與大選脫鉤，淪為“昨是今非”笑柄。值得對比是，作為民粹型及魅力型政治人物，國民黨籍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及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從南至北也勾起一陣選舉旋風，但此次地方選舉似乎明顯欠缺這樣魅力型政治人物參戰，以激發民眾的選舉熱情。公投與大選脫鉤、欠缺魅力型政治人物參選，導致政治動員能力下滑；復因媒體“重北輕南”的不對稱報導，使得某些政黨、區域及候選人選情聲量陷入短缺狀態。
首先，公投綁大選脫鉤降低政黨議題動員能力。2018年九合一地方大選綁公投，合併舉行的10項公投案大多涉及高度敏感且涉及全台性公共事務，無論是公民採取由下而上的創制權或由上而下的復決權，理論上應在選舉中設定議程，透過公共論壇充分理性溝通與辯論，然而公投議題的“中央政治化”與選舉的“地方治理化”，卻形成強烈的反差。
例如2018年綁大選的公投案，包括同志婚姻、能源政策，皆非地方治理課題；涉及對日關係的禁止核災區食品進口及東奧正名公投都涉及國際事務，屬於“中央”層級政府的政策權限。儘管這些隸屬“中央”層級政策議題，並不適合在地方選舉中與公投相結合，然卻提供動員選舉誘因，發揮政治選舉集體動員的作用，刺激選民熱情及投票意願，從而提高投票率。
其次，欠缺魅力型政治人物參選帶動選舉風潮。2018年地方選舉中，“韓國瑜效應”不僅翻轉南台灣，也發揮擴散外溢效應。韓國瑜曾力主承認與熱愛“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兩岸你儂我儂、指腹為婚”、強調“兩岸一家親”的心理文化認同。倡議“貨出人進、高雄發大財”目標，致力於發展西進政策及南南合作。主張“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高雄市將跳脫傳統綠營本土價值的“南部崛起”思維，挑戰民進黨執政“中央”的戰略發展思維，這代表經濟發展務實主義取代激進政治意識型態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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