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國際關係權力結構中新興強權參與權力的分配，過去英國移轉到美國有其特殊歷史條件下的文化、價值和人種條件，今日中國和平崛起，國際關係權力結構能否將權力和平移轉？雖說中國成為“新興強權”還言之過早，但國際社會應該給予中國一個“身份”和相應的利益。美中台三角關係雖有矛盾，但目前的形勢有利於兩岸關係；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只有一句話提到了“支持兩岸降低緊張情勢”，顯然認為對現勢沒甚麼值得積極評論之處。
（三）2005年4月的連胡共同願景對兩岸關係有很大的貢獻，國民黨執政以後，兩岸“功能交流”鬆綁，經濟優先，兩岸兩會成果豐碩。將來兩岸關係以“功能交流”、“經濟優先”為主流，至少十年之內會對ECFA的具體關稅減讓項目一再協商。兩岸會在台灣參與區域統合、節能減碳的“綠色能源”議題、教育文化議題的方向上邁進；但是，政治議題雖然還不是時機，仍會經由緩慢開放而漸漸地浮上檯面。這不是外部的國際情勢不允許，主要是台灣的內政上“共識分裂”、“兩黨政僵化”等一連串問題所致。
（四）某些議題其實雙方可以各自片面先做以積累互信，例如：雙方可以先行片面宣布終止敵對狀態，台灣已經廢止動員戡亂臨時條款，大陸亦可。雙方亦可宣布“‘不率先（非放棄）’使用武力”。凡此種種，包括所謂“中華民國”的定位問題”其實就在一念之間。
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制度化
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朱衛東副所長指出，中國大陸對台新思想與政策務實有效。他認為胡錦濤主政時期的思想精隨是以下三句話：（一）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是實現“祖國統一”。（二）實現“祖國統一”最好的方法是“和平統一”。（三）首先要確保的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未來在兩岸關係發展上，要增進兩岸戰略互信，為通過政治商談解決難題營造環境與條件。他也認為，只有將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機制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如目前兩岸正推動商簽的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取得新成果，兩岸關係才能行穩致遠。朱副所長與蔡教授的其他觀點容或仍有出入之處，但有高度共識的地方就在於，兩位都認為雙方應該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營造有利的條件，努力準備；也都同意目前的癥結在於，台灣內部共識凝聚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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