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儘管自幼赴洋深受西學之洗禮，而且身處彼時全盤西化甚盛風氣之下，卻仍能徹悟和珍惜中國悠久精深的傳統文化，不忘本的立場誠極難能可貴。今所謂之“中國特色”說必亦以此傳統為本，離此無他由徑；孫講民權主義時有段這樣的話：“至於歐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不同的地方是很多的，如果不管中國的風土人情是怎麼樣，便像學外國的機器一樣，把外國管理社會的政治機器，硬搬進來，那便是大錯。”故孫確乃此“中國特色”主張之先行者。
誠如美國學者杭庭頓所說世界各主要文明都各有積澱深厚之本，中國文明屬最悠久，自有其過人處，今中人絕不應枉自菲薄。如何珍惜和發揚光大我傳統中國性，孫中山所指引出的明確方向，我輩自當知所汲取，溫故知新，承先啟後，用能維繫數千年綿延不斷之中國文明於不墜。
第二部份，孫於1894年28歲上書李鴻章自言：“幼曾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字，政治禮俗…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同篇又載有名句：“（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1897年孫32歲在倫敦走避清領使館後，每日赴馬克斯當年常往之同一大英博物館潛心治學，其三民主義的思想漸成體系，當中無一不受到歐美學說事蹟之深刻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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