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團練到民初軍閥，再到革命黨與抗日，包括漢奸在內曾經在近代與當代史上曇花一現的世世代代的政治菁英，縱有私心，也無不分享某種愛國情操。他們因此能夠受到群眾擁戴，懂得群眾，確實因此有的誤認為自己無所不能，有的自以為高枕無憂。不過，就算國人的愛國情操不時被他們濫用，也不能說愛國是統治者一手煽動的。被驅趕的帝國主義與今天口口聲聲自由的海內外觀察家，則真真假假的對愛國的中國人表達憐憫，認為他們受到愚弄。矛盾的是，領導者與帝國主義之間的尖銳鬥爭，不能遮掩他們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中國人的愛國情操澎湃激盪，但那也是領導者得以借用與自由主義者今天得以嘲弄中國人的肇端。
解構國家原為後現代思潮，對國家疏離的各種表演均屬之。而自由主義的基礎是國家，公民積極參與國家事務是自由主義的理想，這是西方近代史特性。沒有民族國家的出現，就沒有自由主義，這恰也是早年歐美的國家範圍與公民身分明確的寫照。是不是只有在夢中，解構國家與鞏固國家兩者可以才同時受到青睞呢？
以台獨知識分子為例，他們鼓吹公民自由主義的根本動機，是要透過動員公民參與國家事務，來培養對“台灣國”的情感。自由主義淪為動員工具，與自發性的近代中國的愛國情操相比，應該是自由主義好好檢討的諷刺對比。畢竟，歷代中國的統治者得以濫用愛國情操的前提，是愛國情操已經存在；相對於此，用公民身分交換自由權利的自由主義者，才是裹脅人民臣服於國際機器的真正高級手段。群眾愛國的能動性或許溺愛了統治階層，但自由主義鼓吹的公民參與，則需要靠由上而下、由外而內的灌輸與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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