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受到帝國主義壓迫百餘年的中國，自甲午戰爭割台以降，不斷面對日本侵華戰爭的威脅，至今，大陸的反日情緒澎湃激盪，台北“國安局”甚至曾試圖煽動這種情緒，製造中日衝突。台灣之割讓是帝國主義帶給中國最大的歷史創傷，統一台灣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民族道德，扭轉台灣人民以日本為文化母國的歷史認識，更是中國崛起過程中最大的挑戰。若不能統一台灣，任何大陸領導人不能面對良心譴責，即使走在所謂和平發展機遇期，也是如此。和平發展是短期的物質目標，斷無為了短期目標放棄歷史責任的道理，但是，自外於中國崛起的外省第二代豈能憑空理解？
外省第二代的表面自信，來自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北京為抓住了發展機遇而在外交與經濟上不斷讓步的表現，二是 2008 年國民黨的勝選。根據他們的判斷，北京能接受馬英九是因為他承諾不台獨，而本省選民能夠接受馬英九，乃是因為他承諾不統一，故能深獲人心。適逢全球化潮流湧至東亞地區，和平與發展似乎確實是大勢所趨。民族主義是台獨與北京之所本與之所衝突，全球化則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照外省第二代的邏輯（或願望），全球化是新興的、前延的，終將淘汰民族主義。
實際上，民族主義與全球化之間未必是相互取代的關係，民進黨夥同台獨勢力繼續以統獨問題牽制馬英九，正是聯合報被迫發表棄統社論的政治背景，顯見台獨的動員力量絲毫未減，而選民的正面回應也說明何以國民黨在自己執政的台北市與新北市陷於苦戰的現實。台獨勢力之前受到國民黨教育三十年，仍無法改變其皇民史觀，而在李登輝執政後竟一夕恢復，進而台獨得以發展成為在台灣不可抗拒的政治立場。同理，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大陸，必然也極其容易因為台獨勢力不減，中日衝突加劇，和平分裂勢頭難遏，而能迅速重燃對統一大業的急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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