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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之瑜 |
中評社台北7月15日電（特約作者 石之瑜）近代日本軍國主義提出的大東亞共榮圈，是藉由對亞洲主義的濫用，取得了一個集體的概念，隱身其中，並自以為因此就進入了一個可以為所欲為的資格。實際上，大東亞共榮圈既不東亞，也不共榮，甚至不是日本自己。
戰後的日本經歷了一億總懺悔與迅速調整，間接說明了另一個深層而近乎窒息的日本，早就等著要重新呼吸人性的空氣。但是也因為同時墮入美國的集體安全體系，而為那個挫折的軍國主義遺緒，鋪陳了在 60年後復甦的養分。
果其然，安倍首相透過對憲法文字的再操弄提出的集體自衛權，正在重蹈覆轍，他乃借用了集體安全的概念，隱身其中，試圖藉此建立日本向外派遣軍隊的法律基礎。
然而，集體自衛權既非集體，也非自衛，更非權利。相反的，是將日本重新捲入物質化與肉體化的權力過程。但是，跟大東亞共榮圈一樣的是，在這個將日本肉體化的過程中，把日本自身所需負擔的責任消弭了，轉而依附在一個沒有具體內涵的集體身分中，因而與日本追求正常化國家的願望，從精神上完全牴觸。
如此這般，必須在集體概念中才能偷偷的主張自己，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個夢魘。當代右翼超越不了這樣的思想桎梏，便偷懶地依樣畫葫蘆。其結果，因為沒有屬於日本自己的責任反思，必然缺乏對自身行動的克制，因此就不可能限於自衛，尤有甚者，極端者可能最後會感覺，天下沒有什麼由日本採取的行動不是屬於自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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