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需要把握原則。我個人認為，兩岸雙方應從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出發，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把握以下四個原則：
一是“調和鼎鼐”。要考慮雙方的狀況，只要是為了振興中華民族，為了兩岸走向整合、融合，最後實現統一，就應該顧及對方考慮問題的立場，尋找最大的公約數。
二是“尊重民意”。主導兩岸的政治力量要引導民意，而不是逢迎民意。如果雙方都逢迎民意，肯定要發生戰爭。所以，既要尊重台灣2300萬人民的民意，也要顧及大陸13億人民的民意，還要考慮海外數千萬華僑的民意趨向。因為大陸13億人民及海外華僑華人堅持國家統一，如果台灣地區領導人一味逢迎島內民意，每年將新增由台灣特定社會歷史培養的、受“文化台獨”及“去中國化”教育影響的50萬青年選民，長年積累“台灣主體意識”將滑向“台獨意識”，最終一旦兩岸民意產生對抗，其結果對兩岸都不是好事，對台灣更是災難。
三是“面對現實”。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現實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是兩岸最基本的現實，兩岸之間的問題說到底還是上個世紀40年代中後期中國內戰遺留並延續的政治對立。第二個現實是國際上的代表權，這個現實不能否認。兩岸各自的建交國，一方是171個，一方是23個，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三個現實兩岸各方面實力比較，這是需要從政治家的角度認真考慮的。當然在中華文化方面台灣繼承更多一些，但在其他方面，台灣與大陸GDP按美元計算是1比17；另外還有管轄面積3.6萬和960萬平方公里的比較，等等。
四是“著眼未來”。統一是國家形式的再造，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振，是中華民族價值觀的重新崛起，是兩岸中國人現代化程度的提升，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毛澤東領導的中國農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為的就是振興中華，為的就是中國的富強和統一。
第三、和平發展走向和平統一的動力途徑。這個動力和途徑就是要循著深化政治互信、經濟合作和文化融合的路線圖，順利解決過渡階段的矛盾和問題。
首先是深化兩岸政治互信。目前兩岸政治互信的基礎是“九二共識”。賈慶林主席在哈爾濱第八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就是“兩岸同屬一國”，這是對“九二共識”的發展。當前兩岸政治互信的最大難題是“一中無解，規劃不明，目標模糊”。兩岸對一個中國的認知在文化、民族、歷史、血緣、地理等層面的分歧已逐步解決，但在政治上、外交上、國際法上還存在較大爭議。要突破兩岸政治難題、引導兩岸關係向更深層次發展，需要雙方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沿著一個中國原則和追求兩岸統一的方向形成凝聚力更強的新共識，為兩岸深化政治互信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
其次是深化兩岸經濟合作。現在大陸已成為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第一大投資地、第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台灣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超過了對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無論從哪個角度講，台灣經濟要實現繼續發展和避免被邊緣化，都離不開祖國大陸。同時，台灣在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已成為祖國大陸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和參與者。經濟聯繫的日益密切已將兩岸緊緊聯接在一起。
三是深化兩岸文化融合。我1991年在島內《中國論壇》雜誌上撰文提出，兩岸最終走向統一的基礎是社會一體化。社會一體化包括經濟一體化、文化一體化、政治一體化。現在經濟一體化通過ECFA已經實現。我們在過渡階段一體化的根本就是文化融合和文化一體化。目前兩岸關係最具凝聚力的公約數就是雙方都認同中華文化。在此倡議：第一，要用中華文化傳統重塑兩岸民族認同，用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凝聚兩岸共識，推動中華民族的國民意識和民族性再造，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第二，要在兩岸宣導建立“書香社會”，追求公平正義，弘揚向善的整體社會價值觀和道德觀，推動兩岸實現中國古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社會大同；第三，要強化兩岸文化交流中的創新意識，通過創新深化文化融合，尋求一個紓解分歧的緩衝地帶和加強兩岸聯繫的契合點，使其成為民族復興中的重要推動力。
四是減少外力干預。兩岸和平統一的最大阻力來自於外部。近幾年，美國利用釣魚島問題、黃岩島問題、台灣問題，包括周邊朝鮮半島問題、中亞問題、中印邊境問題，處處遏制中國大陸，嚴重損害了兩岸中國人的整體利益。未來我們應在外交上、在對外關係上展示33年改革開放之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當付出的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對世界和平的責任。兩岸應站在維護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立場上，以處理內部事務的方式，逐步減少外部勢力的干涉，共同維護來之不易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大局。
我們堅信，面對兩岸關係發展的新階段、新機遇，全世界的中國人，包括13億大陸人民、2300萬台灣人民和5000萬海外華僑華人，一定能秉承歷代先賢“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仁德信念，以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和氣度，共同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局面。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0月號，總第1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