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網絡傳播：兩岸青年融合發展” 作者：許智超（台灣），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候選人、台灣青年聯合會副秘書長、兩岸理性交流論壇發起人；何益誠（台灣），台灣青年聯合會理事長，世新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博士
作者指出，2008年國民黨執政後，兩岸青年交流也在海峽兩岸的努力下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目前仍然存在歷史和政治因素下的問題與障礙，不可諱言近年來更發生諸多“反中”社會運動事件，有學者在網絡傳播曾提出“數位原民”（Digital Natives）與“數位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的概念，構建不同世代差異的思維與行動。未來官民間如何更加關注青年交流的深化，從建立模式到走入敏感深水區，增進兩岸青年之間的心靈契合是必須努力而不能忽視的重要課題。本文從兩岸交流的歷史發展出發，探討兩岸青年交流脈絡下的進程與困境，以及網絡傳播的世代異同，提出初步的政策建議與方向。
一、兩岸交流的歷史脈絡
1980年代以來，兩岸開始推進以兩岸青年為主的交流互動，觀察兩岸官方和民間的參與程度，可以分為三個模式導向：“委託模式”、“自主模式”與“協同模式”。“委託模式”指的是交流初期海峽兩岸以官方為主來搭建平臺、民間輔助和參與的交流模式，“自主模式”是指由民間自主發動帶動官方定位導向的交流模式，“協同模式”則融合上述兩者的交流模式，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整合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然而交流效果在今日兩岸的青年交往狀況顯示不如預期，交流資源不均、交流形式主義、交流過程未觸及分歧點等等，皆為交流效果無法有效展開的原因。①
1、台灣青年的價值觀疏離中國大陸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關係研究所所長張寶蓉認為，台灣青年所謂“台灣人”身份所蘊含的民族與種族觀念正在消失，以“族群”為主的新形態價值觀正在形成。通過近年來一系列的文化身分建構，“原住民”之概念正在成為台灣族群文化的重要圖騰，從而慢慢被台灣人認為是重要的認同資產。台灣社會在近年來由於文化政策、政治生態、經濟環境、社會結構以及教育改革等等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結構性變革，台灣青年世代（九零後世代為主）為主的集體認識、歷史記憶、政治認知、話語體系與價值觀念等等的群體特性也逐漸改變，尤其身份認同的多變性正在展開前所未有的劇烈變化。舉凡“中國人”、“華人”、“台灣人”等等各式各樣的身份認同在政治亞文化的強勢與弱勢力量博弈下，不斷產生轉化、柔和與調適的自我轉型過程，由此而生的焦慮、迷茫、糾結等負面情感也正在影響主觀的理性判斷。這種獨特的“混合型認同”正在翻轉台灣的年輕世代；然而當今的台灣年輕人形成的集中身分認同正導向“我是台灣人”的認識方向，政治上的認同意即“中華民國＝台灣”、“中華民國國民＝台灣人”正在成為台灣青年學子的基本政治認知，“獨立國家”之概念在近年來更形增強。②
數據源：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重要政治態度分佈趨勢圖③
根據台灣政治大學近年來調查“台灣民眾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趨勢分佈”，自1992年開始調查，截至2016年為止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之比例僅有3.4％，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與“台灣人”比例則逐年降低至34.3％，而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比例則逐年升高至58.2％，顯示台灣人對於“中國人”之身分認同正在逐年流失。此外台灣青年身分認同在新台灣國策智庫的歷次調查中，年輕世代（20～29歲）曾經高達98%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同時並有81.9％比例認為台灣未來應獨立成一個國家，台灣島內稱之為“天然獨”世代。④分析台灣“天然獨”世代的形成，台灣當局領導人蔡英文曾經指出，台灣新一代年輕人由於出生在台灣、生長亦在台灣，具備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外界不能用傳統既有的想法和價值強加在青年身上，而應該放手讓年輕世代通過自身體驗形成看法，而“天然獨”世代的形成自有其歷史脈絡原因。然而“天然獨”世代的形成和學校教育的養成緊密相連，張寶蓉以為，台灣教育在九零年代改革至今，“以人為本”為其重要核心價值，標舉個人主義，無論是台灣社會或者教育領域都可觀察到“以人的主體存在、需要滿足和發展”為中心思想與實踐導向，形成的台灣青年人格養成具備的“個人化”與“獨立自主性”追求。然而教育改革下的青年世代近來面臨到的諸多困境，就此而展現的“反體制”集體行動則是具體表現個人化思想和意志的重要象徵。⑤
2、兩岸青年交流的困境
基於理性經濟選擇，台灣青年西進大陸發展日益增加，但隨之而來衍生的問題也層出不窮。諸如，信息不對稱、社會資本不足、信賴保護成本過高。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謝楠指出，現階段最大的問題之一在於“認識大陸不足”，青年由於年輕伴隨的社會歷練缺乏以及面對新事物信心不足，兩者無疑是台灣眾多青年觀望西進大陸的原因。其二，落地大陸的台灣青年是否“融入大陸社會”亦是近來產學界關心的焦點。⑥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助理教授陳超根據其調研結果認為，台灣青年融入到大陸社會的過程，並非單純走向“經濟到身份”之線性發展模式，多維度的發展是台灣青年目前嘗試融入的方向，然而導因於政策法規、風俗習慣、民情環境，甚至三觀不一致等兩岸差異性，融入的過程都會遇到大小不一的困難。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研所副研究員王瓊則認為，目前兩岸青年交流主要面臨的困境包含：（一）交流鬆散和不均衡，尤其體現地域、渠道和群體的局限性；（二）交流規劃性強度與深度有待加強，現狀經常性存在盲目化與形式化的傾向；（三）交流類別形式單一化，整體缺乏創新性與持續性。⑧此外，兩岸青年交流的進程在近來如火如荼的“論壇”、“營隊”、“研討會”等展開對話與溝通的交流，但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台籍博士生羅鼎鈞以自身投入兩岸青年交流的長期經驗以為，兩岸青年交流的各式各樣活動大多停留在“淺層互動”上，短時間的活動相處或許可以拉近彼此因為時空差異導致的心理距離，然而活動結束後往往無法有效解決青年提出的疑惑與問題，應該嘗試由活動來帶組織，加強會後的聯繫與維繫，從面上的交流過渡到點對點的合作，強化精準對接。
此外，由於媒體在兩岸關係的構建場域中扮演的角色超出想像之大，媒體所形塑“腦海中的圖像”相當程度框架了閱聽人的認知、態度與行為，缺乏有效媒介來相互瞭解的兩岸青年，往往會因為傳統媒體或新媒體的信息不對稱傳播而對立分裂。而媒體呈現下的兩個相互疏離的輿論場內，各自有各自的媒體在推波助瀾、加油添醋對岸的好壞優劣，雙方的形象由於媒體本身的立場差異性塑造異同的形象，統派媒體與獨派媒體各擅勝場，堅壁清野；然而青年認識的海峽兩岸，卻會因為媒體刻意放大或縮小，建構扭曲失真的“媒介現實”，從而無法客觀、獨立、全面地，刻畫出“社會真實”的對岸景象。⑨
近年來台灣社會由於整體大環境的景氣疲乏，社會運動層出不窮，而青年的不滿（例如低薪、失業率、高房價）與焦慮(痛苦指數)，也嚴重影響了兩岸和平發展的進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專家委員鄭劍認為，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指標性事件，青年世代的不滿就此爆發，而“時代力量”的產生則代表兩岸“新敵意”的政治宣言正式登上了歷史舞台，囊括深綠的選票結構、佔據“反中、拒中、抗中”的政治市場，見縫插針、無限上綱，兩岸關係因此受到嚴重的阻礙，從而中斷了過去雙邊政府致力規劃的和平發展，增添了兩岸脫穩生變的不確定性與不可預測性。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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