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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與調適是政黨互動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
中評社╱題：台灣政黨互動與兩岸關係 作者：陳星（北京），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副教授
政黨政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政黨之間的互動。一個社會的政黨互動模式往往決定了政黨政治的基本樣態。新的政黨勢力的興起一般會擠壓其它政黨的生存空間，從而引起連鎖反應，使其它政黨調整自己的政策以挽回頹勢，並力圖達到新的平衡。兩岸關係中政黨是兩岸互動的主要組織者和實施者，也是兩岸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政黨互動是兩岸互動中的重要內容，也是影響兩岸關係發展走向的重要因素。本文擬對島內兩個主要政黨國民黨與民進黨的互動關係進行描述，並對兩岸關係中的政黨互動對島內政黨互動模式的影響進行簡單分析。
台灣政黨的區隔與競爭
政黨之間的競爭往往以相互區隔為基礎，並以此劃定政治動員的邊界。不同的政黨通過與其它政黨的區隔取得特定選民群體的支持，以維持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台灣社會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競爭大致也是按照這種方式展開，國民黨與民進黨之間的區隔成為政黨競爭的重要形式。
從世界範圍內看，以不同階級和階層代言人形象出現成為政黨區隔的重要形式，這種情形在貧富差距懸殊並且社會矛盾激化的國家和地區往往較為明顯。不過在台灣長期經濟發展過程中收入差距一直被控制在相對較小的水準上，所以台灣社會階級分化及階級矛盾並不突出。2010年台灣的吉尼係數為0.342，在全球範圍內仍處於相對較低的水準，也就是說貧富差距相對來說並不懸殊。一直以來台灣社會的階級議題基本處於默默無聞的邊緣地帶，很少進入政治動員的視野。2010年前後階級議題開始成為台灣社會政治動員的新議題，這些議題主要由民進黨提出，並和兩岸議題相聯結，主要目的在於將“貧富分化加劇”歸因於兩岸關係交流“圖利財團”。在這個意義上說所謂“階級議題”其實帶有炒作的成分，也可以認為在一定意義上說是一個假議題。事實上，在台灣因為長期以來貧富懸殊問題並不突出，階級議題的動員效果並不明顯。
台灣社會政黨區隔表現比較典型者是以族群身份進行區隔。族群身份區隔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長期存在，主要表現為“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區隔。出現這種區隔的根源在於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外省人長期壟斷資源支配權，本省人長期處於受壓制的狀態，因而產生疏離感和排斥感。省籍族群區隔在台灣政黨政治中長期存在，到民進黨執政時期發展到頂峰，由此衍生出的“愛台灣VS不愛台灣”的二元論述在台灣大行其道，族群區隔演變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工具，撕裂了台灣社會，也遭到了諸多詬病。民進黨下台後，雖然仍有將族群區隔作為主要政治動員工具加以利用者，但是由於該議題帶來的負面影響太大，族群區隔已很難堂而皇之地公開擺上檯面。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族群區隔在台灣政黨政治中已經不存在，在經歷了族群區隔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以後，族群區隔已經成為政黨政治中根深蒂固的心理存在，現在民進黨的政治動員雖然捨棄了族群區隔之名，但是族群區隔的思維仍然隨處可見。
統“獨”認同的差異成為台灣政黨區隔的另外一個重要符號。統“獨”區隔是兩岸關係問題在台灣內部的反映，在政黨政治中雖然也有體現，但主要還是存在於普遍性的社會認知中。台灣社會的兩個主要政黨在統“獨”立場上區隔並不是簡單據於“非統即獨”二元光譜的兩端。相比較而言民進黨的“台獨”訴求較為明確，但是國民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則比較模糊和曖昧，馬英九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就是一個典型個案。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國民黨傳統的兩岸訴求應該是“國家統一”，當年的“反攻大陸”訴求就是最為典型的表現。不過，在近年來國民黨“本土化”改革以及民進黨“主體性意識”訴求的壓力下，國民黨已經沒有了當年躍馬中原的豪氣，但在兩岸訴求上又必須與民進黨相區隔，兩岸政策就變得日益模糊和易變。所以現在台灣島內政黨政治格局中就出現了民進黨“台獨”訴求清晰但國民黨卻不敢清楚表達統一訴求的局面，國民黨的這種模糊性也是導致其在政黨競爭中不斷挨打的重要原因。
需要提及的是，台灣島內政黨在競爭中形成的區隔界限並不是孤立的，諸多區隔界限往往具有很強的關聯性。民進黨的“台獨”立場與“本土化”以及省籍族群符號有時是可以通用的，甚至可以彼此互相替代。在兩岸關係訴求中，所謂“台灣前途由2300萬人決定”的訴求與“本土意識”及“主體性意識”訴求基本上就是硬幣的兩面；所謂的“階級議題”不過是省籍區隔的延伸和擴展，而且階級議題與兩岸議題也密切相關，在民進黨的階級訴求中，大陸一直是和國民黨聯結在一起的。在該黨的話語體系中，正是兩岸交流的快速發展以及兩岸合作的擴大，才使島內的階級分化不斷擴大。類似的邏輯在族群區隔中隨處可見，這裏不再贅述。
比較而言在設置政黨區隔界限方面民進黨較具主動性，台灣政黨政治中一系列的區隔界限都是由民進黨提出並加以系統化，而國民黨在這方面則比較被動。易言之，在政治區隔的建構方面明顯民進黨處於攻勢的位置而國民黨處於守勢，而且是消極防守。這種局面的出現與台灣社會發展變遷的軌跡有關，國民黨在台灣政治變遷過程中逐漸由一個革命黨變成了選舉型政黨，但是在政黨訴求方面卻遲遲無法進行系統更新，統一的訴求在民進黨“台獨”話語霸權的壓制下已經不敢再提，但又提不出新的願景和可以長期指導國民黨實踐活動的政治論述，因此在政黨訴求方面顯得消極和被動。
政黨區隔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政治動員的界限，對於一個政黨來說，政黨區隔的設定主要考量的是其有效性，而不會考慮到其道德性，除非道德性影響到了有效性。也就是說，一個社會的政黨區隔設置的道德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這個社會的政治文化以及對道德標準的認知所決定的。台灣社會經常出現的“只問藍綠、不問是非”對民進黨不顧道德形象採取強力衝撞的政策其實是一種變相的鼓勵，同樣的道理，基本支持群眾的無條件支持也是當年民進黨進行族群區隔和撕裂性動員的主要動力來源。
中間選民是否真的存在
在台灣政黨政治的討論中，經常涉及到的一個問題就是中間選民的問題，對於政黨互動問題來說中間選民也非常重要，因為涉及到政黨通過何種策略去擴大支持基礎的問題，同時涉及到政黨互動中會不會出現兩個主要政黨政策趨同的問題。但是何為中間選民卻一直是學界力圖解決卻沒有解決的問題。一般研究中所指的中間選民是指理性選民，這裏的“理性選民”主要是以“理性人”為前提形成的一個概念，這種“理性人”預設並不涉及意識形態區隔或者強烈政黨區隔存在的情況下，選民背離經濟理性進行投票選擇的情況。台灣社會的所謂“中間選民”在很多時候指的是投票取向不固定或者是政黨支持度不固定的選民，也有人稱為“搖擺選民”。但是顯然不能把這批選民同“理性選民”等同，這些選民中大部分均是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2008年的統計資料顯示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的選民在整個中間選民中的比例為57.3%。①知識水準低當然與是否有能力進行理性選擇不能等同，但二者具有較高的相關性應該是沒有疑問的，所以從選舉的現實來看這批選民投票的搖擺性可能與理性選擇無關，而只與投票時所受到的即時性影響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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