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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軍山曾舉行過漫天烽火的對台軍演 |
北京的紅線在哪裡
福建省平潭島南方的潭南灣，臨海突出一座將軍山，巨岩交錯、形勢險峻，最高處佇立“三軍聯合作戰演習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源於1996年春針對台灣第一次大選而進行的軍事演習，前中共總參謀長張萬年曾率領108名將領登山觀戰，在漫天烽火中探視對台軍演，該山因而被稱之為“將軍山”。
相對的，李登輝充分地利用北京飛彈試射的機會，大肆宣導台灣人當家作主的理念，結果讓他以過半數的選票，當選第一位民選“總統”。解放軍面對冷戰後的兩岸第一次變局，其結果是不了了之，只留下了“將軍碑”做為紀念。今年8月間，考察海西期間，我特別登上了這座將軍碑所屬的“將軍山”，看到了山壁上“捍衛統一是我天職”幾個大字，讓我深刻地想了想，如果北京把台灣的全民直選“總統”視為是分裂國家行為，為什麼1996年的恫嚇只是虛幌一招而已？北京的“一個中國”論述出了甚麼問題？北京不惜使用武力的紅線到底在哪裡？
1996年的“總統”大選以前，北京認為如果台灣舉行全民選舉“總統”，就是跨越了紅線，因此，不停地文攻武嚇，但是在展示飛彈試射後，最後還是接受了台灣可以民選“總統”的事實。北京的行為證明了，原先設定的紅線其實並不是紅線，而結果卻是為李登輝累積了大量的政治資產與聲望。
李登輝看穿了北京的困境，1999年再一次測試北京的紅線。7月9日李登輝藉由德國明鏡雜誌訪問的機會，宣稱兩岸為“特殊國與國”的關係。由於李登輝從1994年起就把“一個中國”去政治與法律化，因此，李登輝的“特殊國與國”，其實就是兩岸為外國意義的“兩國論”。北京再一次憤怒，當時的總理朱鎔基以嚴厲的口吻進行文嚇，但是也僅止於文嚇而已，沒有任何軍事行動。北京的行為再一次證明，北京新設定的紅線並不是真正的紅線，而結果是陳水扁贏得了總統大選。
陳水扁上台以後，他的中心思想與李登輝完全一樣，做為李登輝的追隨者，他雖然在美國要求下提出“四不一沒有”，但是在做法上卻是根本性地排除“一個中國”。2002年8月2日在日本東京舉行的世只台灣同鄉會年會上，陳水扁透過視訊會議提出“一邊一國”，把李登輝的“特殊的”三個字都拿掉了。這已經是明確地表明兩岸是兩個不同的國家。按道理，北京應該是忍無可忍了吧，但是，北京仍然選擇了自制。北京的行為再一次證明，北京新設定的紅線還不是真正的紅線，而結果是陳水扁又成功地累積了抗中的資產，也證明了“一邊一國”是可以主張的。
2004年陳水扁的獲勝，讓陳水扁更深信他的“一邊一國”是社會主流，接續李登輝開始進行認同改造工作。陳水扁任命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運用教育行政的權力與資源，大刀闊斧地蠻幹起來，拆除了懸掛了幾十年之久的小學標語“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以教育部行文給所有具有“中國”名稱的學校，要求“正名”，也就是把“中國”兩字拿掉。召集全國高中校長會議，告訴校長們開羅會議不具國際法的約束力，認同“台灣地位未定論”，並把“台灣地位未定論”列入高中歷史教科書，供師生討論。簡單地說，從李登輝開始的“去中國化”教育在陳水扁手中繼續貫徹，台灣人民對於中國的認同也就愈來愈薄弱。“一邊一國”並沒有引發兩岸衝突，“去中國化”的教育與政策，已使得台灣人民認同發生變化，國民黨做為一個當時的在野者，也選擇了媚俗的“獨台”路線，兩黨所差的只在於國民黨緊抱著“中華民國”這個招牌，卻不改糾正“去中國化”的種種行為，也躲在“一邊一國”的論述下，以“一中各表”做為擋箭牌。國民黨清楚地選擇了李登輝的路線。
北京匆忙再劃一條紅線，希望明確告訴台灣“紅點”在哪裡。2005年3月14日北京公佈“反分裂國家法”，言明只要台灣走上台獨，就一定依法使用武力。北京或許不瞭解，台灣正在進行的是一場新的國族建構大工程（請參閱謝大寧，〈國族建構與台灣前途未定論〉，《中國評論》2009年8月號）。這一場國族建構是要用時間來建構，以等待中國大陸或國際情勢的變局做為收割的機會點，台灣不會愚笨且冒然地宣佈台獨。北京宣示“反分裂國家法”後，台灣的“去中國化”與國族建構仍然在如火如荼地推進，在形式上，這並不是法理台獨，但是在認同上，卻是為“台獨”鋪路。“反分裂國家法”要處理的是一個形式上的台獨，無法處理的是實質上的台獨。
在北京公佈“反分裂國家法”兩個月後，5月14日，台灣舉行任務型國代選舉，決定是否要進行修憲。依照這次修憲的條文，如果通過修憲的話，國民大會這個機制將從此消失，以後的任何修憲都必須經過台灣地區2300萬人以公投決定。從憲法的法理來看，憲法的基礎已經變動了，因此該次修憲如果通過，就等於是“法理台獨”入憲。為了阻止這次修憲通過，“民主行動聯盟”清楚地看出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率先出來反對，特別邀集150名學者專家，以“張亞中等150人聯盟”參與這次修憲。無奈在國、民兩黨聯手贊同修憲下最後是功敗垂成。不過，也反應了一個問題，如果下次台灣再修憲，台灣人民以公投同意時，“反分裂國家法”是否認定這是紅線？
2007年，陳水扁推出了“入聯公投”。北京沒有明確說明，這是否還是不屬於“反分裂國家法”的範疇，“入聯公投”是否為紅線？經歷過十餘年的在野，且已經失去論述的國民黨，也跟著提出“返聯公投”，北京不能也不願背書，但是北京似乎也不能做些甚麼。2008年，在包括“民主行動聯盟”在內等民間團體的大力呼籲與努力下，兩個公投都沒有過，北京鬆了一口氣，新的紅線沒有被檢驗。不過，我們是否可以試著想想，如果兩個公投都通過了，北京會怎麼樣反應呢？是不惜武力衝突？還是一陣文攻武嚇後又算了？
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從1996年到2008年，為何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是因為台灣的李登輝、陳水扁、民進黨，甚而台灣人民敢於博弈，還是北京的紅線出了問題？
為甚麼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
為甚麼北京的紅線一直往後退？客觀地說，北京的論述出現了問題，一方面它並不符合兩岸的現實狀態，另一方面，北京在行為上默示接受台北存在的事實，但是在法理立場上不承認台北的作法，都給了李登輝以降的政治人物們極大的操弄空間。李登輝等人抓住北京論述與行為的矛盾點，猛在矛盾處上打。
兩岸自1949年起分治，做為內戰延續的一方，北京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北京眼中，台北只是個已經失去絕大部分領土的流亡政府，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在“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結構裡，中華民國的憲法必須消失，統一後的台灣可以不變，地位可以高於港澳，但是法源與港澳一樣，都是從中共的憲法第31條得到新的法源。簡單來說，從法律層面來看，北京視現在的台北為流亡政府，統一後的台北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
不過，事實卻是：雖然中華民國自1971年起失去了在國際上的正當性，但是它畢竟還是以一個憲政秩序主體存在著。它的憲政秩序仍舊依據的是1946年在中國大陸通過的憲法，即使目前有效管轄面積與人口縮小，但是國際人格並沒有改變。它之所以在國際間成為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並不是因為在法律面有任何不足，是因為國際政治的現實所致，簡單地說，是北京打壓與杯葛所致。
北京這種不願面對中華民國事實存在的論述給了台灣政治人物極大可以操弄的空間。當李登輝揮舞著“重返聯合國”大旗，當時的國民黨非主流派沒有人敢於公開反對。北京的打壓又完全符合李登輝的戰略目標，北京打壓愈強，李登輝愈好操弄，兩岸認同差距就愈大。可是依照北京的立場，不可能不打壓，因此，一種漩渦式的結構形成，北京也跳不出來了。這個結構的形成，一方面是李登輝的刻意形塑，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北京的“中華民國已經滅亡”的論述，給了李登輝形塑結構的理由與助力。
1996年台灣大選，應該算是冷戰後兩岸關係的第一次變局。依照北京當時的論述，台灣直選總統就等於台灣已經是個另外的國家，因此文攻武嚇，但是李登輝很簡單地就說服台灣人民支持他，理由是，中華民國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何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用人民直選的方式選出自己的“總統”？北京最後選擇不動武，除了避免戰爭外，北京或許也察覺到，“總統直選”與“台獨”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北京的“一個中國”受到挑戰，可是並不願改變其立場，不過，北京的文攻武嚇卻成為李登輝最有效的借力，讓他過半數當選，取得了絕對的統治正當性。
1999年，當李登輝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時，兩岸關係進入第二次變局，北京究竟要如何反應？依據當時各單位所做的民意調查，過半數都表示支持，他們並無法區分兩岸與中國這麼複雜的法律關係（請參考張亞中，〈論兩岸與中國的關係〉，（《中國評論》2009年3月號），但是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不會否認自己是屬於中華民國，在他們眼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是一個國家，可是中華民國不是個國家是甚麼？自此以後，1990年代初期，馬英九在國統綱領時所創造的“模糊政治實體”概念，已經徹底被“兩個國家”所取代，李登輝與民進黨已經拒絕再用“政治實體”為台灣定位了。北京的“一個中國”開始面對“國家與國家關係”論述的挑戰。可是，這時北京的根本立場仍然沒有改變，還是不願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北京開始微調論述，2000年8月24日前中共副總理錢其琛在會見聯合報系訪問團時首次公開提出“一個中國原則”的“新三句”詮釋，即“世只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與領土不容分割”。其中第二句不同於以往的“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一中新三句”釋放出了善意，但是由於北京是全中國的合法代表、台北只是地方政府、以及“一國兩制”的論述仍然存在，因此，“新三句”的論述在台灣無法超越、更無法壓制“台灣主體性”的訴求。民進黨刻意不看“新三句”，猛攻大陸是要吃掉台灣的北京主流論述。
新繼任的陳水扁繼續抓住這個北京論述“內外有別”矛盾的機會，強化台灣人民應該當家做主的“國家論述”。2002年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是兩岸關係的第三次變局，可是北京依然沒有動作，是準備不夠？還是出師無名？如果依照北京的憲政邏輯，台灣領導人已經宣佈“一邊一國”，完全觸動紅線，北京應該不惜武力解決才是？可是北京也瞭解，如果在1999年沒有武力解決，2002年也沒有理由。
陳水扁在第二任期開始了烽火外交，強力衝撞北京的論述。陳水扁與民進黨非常瞭解，他們不是要打倒北京的論述，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但是他們可以利用北京論述的盲點，不斷突顯台灣主體性的重要與必要。北京論述的盲點，也是最講不清楚的地方，就是“中華民國到底是甚麼”？
2007年的“入聯公投”主張“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是陳水扁的最後一搏。國民黨不敢迎戰，在自己也缺乏論述的情形下，匆匆推出個“返聯公投”，問人民“您是否……贊成以中華民國名義、或以台灣名義、……申請重返聯合國及加入其他國際組織？”國民黨配合民進黨的做法，證明了長達十餘年李登輝論述在台灣內部的全面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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