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可能並不瞭解“宣示”這個詞的內涵與重要性，它代表的是一種莊嚴的承諾。或許在現實的情形下，我們無法做得到，但是並不表示就應該放棄。例如，我政府目前的確在“民有民治民享”上做的不足，但不妨害我們要追求此一目標的宣示；我政府目前的治權範圍的確不及於大陸，甚而連釣魚台列嶼、南海諸島均無法保護，但不表示我們就已經放棄了對這些地區的主權宣示。從憲法的精神來看，如果我們要修憲改變立國精神，那已不能叫修憲，而是“革命”；如果沒有經過法律程式就更改現在的主權宣示範圍，那就是“分離主義”的行徑。
在北京的眼中，兩岸還在內戰狀態，北京並不在意中華民國憲法中有關“立國精神宣示”與“憲政治權”，而是憲法中有關“主權宣示”的部分，因為這是涉及統獨問題。如果有政黨主張主權的宣示只在台澎金馬，用北京的話來說，那就是違反了“兩岸同屬一中”，也就是“任何形式的台獨”。王毅在美國的“憲法說”，其意在此。
早期，台灣以為“中華民國”是確保台灣的金字招牌，不可更改。如今民進黨已經不僅是借殼上市，而是登堂入室時，人們又警覺到不是“中華民國”，而是“中華民國憲法”才是確保台灣的法典。但是，真正能夠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其實是中華民國憲法有關主權宣示範圍為固有領土的第四條。如果民進黨不放棄其“台灣主權獨立於中國大陸”的立場，蔡英文即使引用“憲法說”，也是沒有意義的。
“九二共識”四個字只是名相，內涵才重要。兩岸關係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兩岸主權宣示是什麼樣的關係？”一是“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蔡英文不必再執著於“憲政說”、“維持現狀說”或“憲法說”，只要回答這兩個問題就可以了。
不認同中國人，可解蔡英文的難？
“台灣人是不是中國人？”一個原本不應該存在的問題，卻讓台灣陷入20多年的認同困境，影響到台灣的社會團結與競爭力。如今，特別是在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它極有可能成為兩岸關係衝突的火藥庫。
任何衝突都不會只有單一的原因，實質性的因素包括領土主權爭端、政權控制與經濟衝突，理念性的因素則是種族、宗教與意識形態，而後者均涉及自我的身分認同。任何一個衝突如果夾雜了身分認同，這個衝突就難以化解。即將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如果再不認真修正，兩岸有可能會陷入最難處理的身分認同衝突問題。
經歷了約20年的“去中國化”的教育、文化、政治操作，2015年6月政治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認同自己只是台灣人的比例已經約有六成，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只有三成多，單單只有中國人認同的不到4％。而根據今（2016）年3月中旬《聯合報》最新民調，“國族認同”方面，自認是“台灣人”的比率來到73%，創調查以來的新高；自覺是“中國人”的比率為11%；另有10%受訪者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更嚴重的是，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原因，不是陌生，而是帶有負面的情緒。如果說，“統一”在台灣已經被妖魔化，這些年來，“中國人”也已經成為“政治不正確”的身分認同。
台灣如果是個已經獨立的國家，這樣的認同自然是內部矛盾而已，或者台灣目前的地理位置在美國的夏威夷附近，也不會有外部問題。但是當與台灣僅隔著百里的大陸，全民幾乎一致認為“台灣人應該就是中國人”，而在台灣“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認同卻超過六成時，難以想像兩岸互信如何建立？一旦衝突會發生甚麼樣的結果？
台灣人原本只是一個地域性的身分認同，但是在李登輝與民進黨追求台獨的政治訴求下，“台灣人”變成一種國族的身分認同象徵。為了遂行其政治目的，政客們把“台灣人”從“中國人”抽離並放在對立面，並將“中國人”塑造成一個不文明且打壓“台灣人”的他群。如果“台獨”尚有成功的機會，李登輝與若干泛綠人士或有機會被視為“台灣人”的民族英雄。但如果愚昧地以為台獨可行，或明知台獨無法做到，而且會給台灣帶來災難時，卻仍然製造“去中國化”的身分認同，這些人就是不負責任與不道德的政客了。
政治人物有不少是不誠實的，且往往誇大不實。他們告訴民眾，教育年輕人，台灣與中國無關，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以爭取選票。一些不明究理的人，天真地將中華民國護照外面貼上台灣國貼紙，結果是被拒絕入境，遣送回國。這時候看不到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會譴責當事國，始作俑者也沒有任何的愧疚。
中國與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個不同的概念。1912年到1949年，中華民國就是中國，中華民國的國民當然是中國人。1949年以後，中國的土地上有兩個分治政府，它們都是中國的一部分，人民當然還是中國人，差別僅在於一方受中華民國政府管轄，一方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治理。台灣人在台灣，如同上海人在大陸，都只是個地域性的身分名稱而已。如果台灣獨立成為一個國家，台灣人當然就不再屬於中國人，而只能算是華人，但是只要中華民國的憲法仍然有效，台灣人就是中國人。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雖然多元，但是其核心仍是中華文化。泛綠政黨這些年的策略是以揚舉多元文化來壓抑中華文化，以凸顯日本殖民貢獻來貶低中華文明。泛綠政黨應該認識到歷史與文化的“去中國化”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而會讓台灣在與大陸在競爭時，失去最可貴的文化資產。一時選舉的勝利並不代表“去中國化”就成功了，中華文化的力量是不容易如此被推倒的。
台灣只是一個小島，沒有本錢自我切割社會的集體認同。“我是台灣人”當然是台灣社會的集體身分認同，但是當對中國人的認同愈少愈負面時，也會快速失去同為中國人的13億人民的關心與支持。當民進黨在竊喜“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比率攀升時，他們沒有想到，兩岸衝突可能性的曲線也在上升。
蔡英文正在為如何因應“九二共識”而煩惱。我們希望她察覺到，台灣更大的隱憂是“去中國化”的列車正在一些得意於勝選的人士趨使下快速前進。目前的情勢看來，正在享受勝利喜悅的泛綠人士不會在“去中國化”的歷史文化政策鬆手，果真如此，將是兩岸的悲劇。希望即將上任的蔡英文能夠勇敢地勸阻泛綠人士“去中國化”的操作，依照憲法精神接受“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認同，如此才能為台灣避免災難，找回兩岸的生機。
向美日靠攏，可解蔡英文的難？
馬英九政府時期的“親美、友日、和中”策略，一般人均將其解釋為台灣在中間的對外三角關係。在這樣的圖象認知裡，台灣誰也不要得罪，維持與三邊友好的關係是確保台灣利益的最佳策略。馬英九似乎也如此的認知，並以“親、友、和”三個概念表達出台灣“聯繫性關係”的不等邊關係。在這樣的思維下，涉及台灣安全經濟利益的美國放在首位，為最近一邊；與台灣仍沒有結束內戰狀態但有經濟利益的大陸放在最後，是最遠一邊；與台灣有微妙政經關係的日本則居於中間位置。
馬英九政府這八年來的“親美、友日、和中”策略可以成功運作，其因素其實並非三邊的不等邊聯繫政策，而是依靠三者間穩定的“結構性關係”。簡單地說，“親美、友日、和中”並不是以台灣為中心的三邊概念，而是以“和中”為底，上層為“親美”，最上層為“友日”的金字塔形結構。如果沒有辦法做到“和中”，結構將不穩，“親美”與“友日”將會充滿不確定的變數，輕則搖晃，重則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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