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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回歸傳統現實主義 |
中評社╱題：現實主義視角下的特朗普亞太外交預測 作者：黃繼朝（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博士生、東京大學東洋文化所訪問研究員
2016年11月9日，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將於2017年1月20日就任美國總統。作為一個“意外”總統，還未上任特朗普就已經在外交方面引起了不少風波，例如與蔡英文通話以及質疑“一中”框架。由此不難預期未來特朗普政府的亞太外交可能會風雲迭起。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回歸傳統現實主義
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在外交方面基本遵循克林頓以來的“新干涉主義”政策，即以民主自由價值為導向，廣泛干涉世界範圍內的國際事務，進而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但是，從特朗普參選以來的一系列政見觀點來看，其上台後顯然不會維持“新干涉主義”政策，而是可能偏向“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其外交根本目標是以美國優先。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在世界範圍內打著人權、民主、自由旗號的干涉行動，並沒有使美國權力得到增強，反而將美國拖入泥潭，嚴重削弱美國自身實力。因此他認為應該停止對其他不瞭解政權的軍事干涉，避免外部到處干預的無謂消耗，進而集中力量去優先追求美國的國家利益。進一步來分析，目前來看特朗普的外交思維是一種純粹的現實主義，即強調利益至上，通過強化權力去追求利益。古典現實主義認為，權力界定利益，利益決定國家行為。權力（power）或者說實力、力量包括政治實力、經濟實力、軍事外交實力等諸多方面，而利益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
從特朗普目前提出的一系列政見觀點來看，其強調的政策目標無外乎兩種，一是振興美國經濟；二是維護美國本土安全。而對於其他所謂象徵“政治正確”的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價值觀與教條例如人權民主、種族平等、女權主義、環境保護等，則幾乎完全不在他的考慮範圍內。換言之，特朗普是個純粹的古典現實主義者，一切以利益為重，尤其是與切實的安全與經濟利益。
因此可以推測，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回歸傳統現實主義，其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在於集中力量或權力來維護與增加國家的安全與經濟利益，而不再一味充當“世界警察”，推行理想主義式的價值輸出。伊拉克戰爭結束之後，美國對外政策的重心逐步轉向亞太地區，相繼提出“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策略，這些策略雖然都存在維護美國亞太利益的目的，但也突出了美國的義務與責任所在。相應來看，“唯利是圖”的特朗普執政後其亞太外交政策將很可能發生變化。基於美國亞太外交政策的演變發展經歷來看，這種變化主要可能包括以下兩類：其一是調整以往政策，即加強或者弱化原有的外交舉措；其二是推行新的外交舉措，這方面變化亦存在較大的不可測性。另外，從新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特朗普的亞太政策變化亦存在相當的局限性。
對過去政策的調整
首先，就涉華政策來看。特朗普的重心顯然是在經濟方面。特朗普多次公開指責中國經濟，表示未來上台將把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他認為中國是導致美國經濟低迷的主要因素，中國在經濟上佔了美國很大便宜。鑒於此，特朗普上台後很可能會通過商業談判等手段強化與中國的“貿易戰”，加強對中國的經濟制裁。當然亦不能忽略，為了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特朗普也可能會操縱領土、主權問題對中國進行杯葛，其目的在於以此作為籌碼來脅迫中國作出經濟讓步。
其次，特朗普本人並無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其實用主義本性也使得其將會以利益為重。與其消耗無謂的力量去對中國進行所謂的價值觀輸出和價值批判，顯然他更願意集中力量去尋求最大化的經濟利益。他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不會試圖去傳播普世價值，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種價值觀”。
最後，出於維護美國安全利益的需求，特朗普上台後可能會通過各種手段來敦促中國承擔更多地區安全義務，尤其是推動中國在朝核問題上承擔更多責任。
簡言之，未來特朗普政府的涉華政策很可能是以經濟為中心，努力尋求通過經濟手段以及其他一些外交手段與中國展開博弈，迫使中國在經濟方面做出有利於美國經濟利益的讓步，而不再向以往的美國政府一樣熱衷於向中國推銷所謂的美國式價值觀。
另外，就其亞太同盟政策而言。特朗普上台後很可能會調整同盟內部美國與日韓等盟友的關係，削弱對於其盟友的安保義務，而強調一種安保與利益的“等價交換”。當然，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根本考量，特朗普政府不會亦不可能放棄其日韓等亞太盟友，而是期待日韓等盟友承擔更多的責任，減少美國的負擔尤其是財政負擔，從而確保美國有足夠的實力去攫取關鍵利益。特朗普多次表態對盟國的“搭便車”行為表示不滿。他曾經聲明，“我們保衛的這些國家必須為自己的防衛承擔費用。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美國就準備讓這些國家自己保衛自己。我們別無選擇。”在特朗普看來，亞太同盟牽涉了美國巨大的資源與力量，但顯然美國未獲得相應的回報利益。因此他希望美國與日本、韓國以及台灣在安全關係上尋求一種新的合作形式，使它們為各自防務承擔各國的財政負擔，甚至曾經表示對日韓發展核武器持開放態度。
不可測的新政策
基於特朗普政治素人、反政治正確以及商人的背景，再結合其競選經歷來看，可以發現特朗普是個為了實現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的人。相應來看，在外交政策上，為了實現“重振美國”的目標，可以預計特朗普顯然不會按照傳統的政治遊戲規則出牌，也不會顧及政治傳統。特朗普的亞洲外交政策很可能將會採取一些反傳統、出其不意的舉措，充滿不可測性。目前來看，基於特朗普及其團隊公開的一些信息，大體來分析特朗普亞洲“不測外交”主要可能會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是緩和與俄羅斯的關係。基於國家安全利益出發，特朗普一直都堅決主張嚴厲打擊恐怖主義，甚至在國內政策上提出激進的反移民政策，但是可以看到，在外交方面他卻主張對伊斯蘭國組織實施精准的具體打擊，而不是大規模的軍事干預。競選過程中特朗普曾嚴厲批判對恐怖主義進行全面打擊的伊拉克戰爭，認為它消耗了美國大量力量而未取得相應成效，反而將美國拖入泥潭。特朗普上台後，若想要不通過大規模戰爭而對恐怖主義進行有效的打擊，顯然沒有俄羅斯與中國的配合是無法做到的。特朗普本人也多次公開表示將努力推動美俄關係的改善。對於中國而言，美俄關係改善將會給中國帶來一定壓力。
其二是暗中煽動聯合日韓台等盟友或准盟友向中國施壓或者製造麻煩，包括經濟上的聯合制裁以及政治外交方面的局部挑釁，譬如近期的“川蔡通話”、炒作“一中”議題等。當然這些動作都是手段或者籌碼，其最終目的在於迫使中國在“貿易戰”中作出有利於美國利益的讓步，同時希望敦促中國在遏制朝鮮上發揮更大效用，從而確保美國安全利益。
複雜多極結構下的有限變化
如上所述，特朗普上台後，基於傳統現實主義外交思維，很可能會在亞太政策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但是，在當今世界“一超多強”的複雜多極結構下，特朗普的亞太外交政策變化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古典現實主義強調國家利益決定國家行為，但在冷戰結構下遇到許多無法解釋的問題，因此肯尼思．華爾茲在20世紀70年代末在古典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創立了新現實主義，其核心觀點是認為國家的對外行為不僅取決於國家利益，還決定於國家所處的國際結構。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特朗普上台後，其亞太外交政策的變化顯然還要受到當今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的制約。
首先，特朗普將會強化與中國的貿易戰，但在當今全球經濟結構下，顯然這種經濟“戰”會有所限度，會盡量維持在一種“鬥而不破”的程度。當前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是最具活力的經濟體，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2015年美國GDP約佔世界比重23%，而中國GDP佔世界比重約15%，同時2011至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25%的水平，可以看到中美雙方都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主導角色。在這種經濟結構的制約下，美國若與中國在經濟領域完全“開戰”，最後結果只可能是兩敗俱傷。
其次，出於財政壓力，特朗普雖然有可能會弱化對於其亞太盟友的義務防衛責任，轉而強調利益交換，但是，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以來，亞太地區逐漸確立起了一種美國主導的美日韓台同盟或准同盟與中國大陸之間進行博弈競爭的結構，美國與其亞太盟友的關係的變化不可能也不會跳出這種博弈結構。因為打破結構比如美國撤離亞太對於各方來說都是最壞的結果。特朗普日前提名“瘋狗”馬蒂斯將軍擔任國防部長，可以推測特朗普政府未來若想要減弱其亞太聯盟義務，也意在通過一個“鷹派”的國防部長來有效震懾對手和維持盟友信心，進而保證美國對亞太的控制力，維護美國國家利益。
最後，目前來看，特朗普個人表現出一定的親俄傾向，但戰後以來長期的美俄軍事外交對抗結構，使得美俄之間缺乏一種必要的軍事外交信任。近年來，雙方在關於烏克蘭與敘利亞的問題上都進行了激烈的對抗，且至今尚未完全平息。因此不管從歷史還是現實因素來看，可以預測美俄關係即便能有所改善也非常有限。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月號，總第2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