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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閩台一家，五緣相連。 |
中評社╱題：兩岸關係與台灣的“四維”，作者：黃閩（北京），法律出版社社長、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副理事長
筆者是福建人，又曾在廈門大學讀書，福建的廈、漳、泉都講閩南語，而台灣的所謂台語，實際上是閩南語；說起台灣，總覺得很親近、很親切。福建人經常會說閩台一家，台灣居民祖先大都從福建漂洋過海來到台灣，我想是基於地緣、血緣、文化之緣親近自不待說；法緣，歷史上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設置台灣府，隸屬福建省，故閩台一家並非妄說。所以遇台灣客人來大陸，鄉情油然而生。日前，有機會作為大陸出版物流代表團成員第一次踏上了台灣的土地。踏上台灣土地，亦無陌生感覺，一是台灣人說國語比大陸南方省市的民眾要標準得多；二是台灣同行熱情、周到、專業；三是生活習俗基本沒有差異。10天的參訪雖走馬觀花，但卻啟發我從感性出發，把平日對台灣問題的思考，作一綜合梳理。
讀懂台灣、維繫中華
（一）維繫兩岸關係共同的血緣和共同的文化
血緣是家庭、宗族、民族繁衍中的基於生物種群意義親緣傳承關係，血緣是宗親聚守的紐帶。筆者以為，共同的文化也是另一種血緣，是一種維繫精神和價值認同的“血緣”。共同的文化，形成了民族共通的價值的認同，如大中華文化中“仁義禮智信”，感恩敬祖是兩岸同胞、海外華人華僑所共同認同的；吟先人一首詩，用一句成語典故，喝一杯酒，品一碗小吃，也是文化，在共同文化沐浴下，國家、民族、家庭人人和諧相處，人人皆有歸屬。文化的歸屬和宗親的歸屬同樣重要，這就是中國人常常說的家國情懷。國與家並不可分離，國是大家的，家是小家的，宗親的血緣和文化的血緣在國，也在家，國破則家亡，即便是普通的中國人，也在骨子深深鐫刻著對國的守護和對家的眷念。1840年以來，中國經歷的亡國滅種的苦難更加強化了中國人的家國情懷，大同、一統不是一種虛無的文化認同，而是基於民族歷史苦難所啟示的攸關生存的生命記憶，對國家統一的守護，中華民族性格像鋼鐵一樣堅硬，像蠶絲一樣纏繞，像野藤一樣堅韌和勃發。
（二）霧看花，終隔一層－－多重的台灣性格
台灣也在中華民族的共同苦難中分擔了更多的苦難，有外族的入侵掠奪也有國人的相煎和無奈割捨，在台灣獨特的歷史境遇下，台灣民眾形成了多種性格特質：一是在外族的蹂躪下，台灣人民形成了堅韌和反抗的性格；二是自家人的相煎、割捨和對抗，造就了台灣人的悲情性格；三是島嶼地理形成的抵觸外來勢力自主性格；四是台灣外向型經濟對外高度依存易於產生的不確定感和焦慮性格；五是大陸和平崛起的強大力量、和平統一的政治訴求以及大陸政治制度與台灣的差異在台灣政治人物妖魔化下令民眾產生的不安全猜忌性格；六是台灣曾經的繁榮發展和近30年大陸和平崛起所形成的兩岸落差。兩岸關係風雲際會，大陸的自信和淡定與台灣爭執不安形成了兩岸關係的獨特風景。
有情有義的台灣和時而情緒化不講是非的台灣；自尊敏感的台灣和時而自卑的台灣；完好而誠摯地保存中華傳統文化，莫名其妙地鼓吹“去中國化”；具體而真實的法制，混亂而尷尬的憲政；刀刀見骨，劍劍割喉的選舉語言和政治生態，與民間私人之間的柔和溫情；對大陸本是兄弟之爭卻剛烈相向，對外尋求保護，可以卑躬屈膝，忍氣吞聲（親美、哈日）；民主多元的進步與極端民粹混亂的意識形態；承載著“中華民國”國體的“國家”自尊，與戰敗退守偏安台灣的現實悲情；對眼前利益的爭拗和對長遠方向迷失；以台灣時常脫序的民主和低效的行政，評點大陸的政治制度時表現的優越感和傲慢……這就是矛盾的台灣、令人困惑的台灣。
（三）“勇”字說台灣
福建方言中閩南語和福州話都常用“勇”字。與書面語“勇敢”有相近的意思，又有細微的差別。講某人“勇”，正面的意思有敢出頭，講義氣，有擔當；同時還有負面的意思，就是情緒化或草莽性格。台灣和閩南的鄉親有很相似的特質，講義氣，有擔當，但是由於近些年台灣的泛政治化盛行，大陸民眾看台灣新聞，經常會看到“勇”的事，特別是在選舉時候，在街頭，在議場，政治人物常常激情打鬥，圍毆衝撞，“嗆聲”不斷，所以台灣的政治生活中，“勇”還有若干表演的性質。
（四）台灣悲情的由來
1、近代史上的兩岸軍事衝突。在鄭成功收復台灣之後，清政府對台灣的討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元月，施琅率軍攻克花嶼、草嶼，八月，施琅屯兵自澎湖入鹿耳門至台灣；還是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1895年）。台灣的割讓，本質上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清政府的衰弱，中國失去的不僅是台灣，香港、澳門、廣州灣、威海衛、旅大要麼被割讓，要麼被“租借”，但是由於政治人物的操弄，台灣歷史觀的偏頗，台灣的割讓，在相當多的台灣人來看，是被大陸的中央政府所拋棄。
2、“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的國民政府與台灣的關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的勝利給台灣回歸中國創造了歷史機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接受美、英、中三國共同發表的《波茨坦宣言》，根據1943年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日本必須將東北三省及台灣、澎湖列島歸還中國，台灣光復。日本的投降並沒有帶來和平，隨後國共內戰發生，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前發生的2.28事件，極大傷害了台灣民眾的感情，兩蔣統治時期在台灣實施長期戒嚴，形成了“白色恐怖”時代。本來失勢的“中央政府”在台灣的統治，極易演化為外來政權的統治，形成了對國民黨政府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質疑。
3、國共內戰之後的兩岸鬥爭與衝突。國民黨政府退守台灣後，從初期的反攻大陸，到之後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兩岸較長時期形成軍事對峙和政治角逐。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金門炮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華民國”政府被驅逐出聯合國；中美建交，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再次極大動搖了“中華民國”國際法主體地位，第七艦隊退出台灣海峽，瓦解美台軍事同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前宣示的“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雙方長期軍事對抗；還包括李登輝主政時期發生的台海“導彈危機”。
中華民族是多災多難的民族，從台灣與大陸的近現代歷史關係看，台灣的災難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災難，台灣問題的形成，是國家民族積貧積弱、外族欺淩和內部政黨鬥爭引發內戰所留給兩岸人民共同的歷史遺產。但是，由於長期缺乏交流和台灣內部政治原因，在台灣民眾看來，大陸的中央政權，虧欠了台灣、拋棄了台灣，甚至壓迫傷害了台灣。
在兩岸關係紛繁複雜的背後，要讀懂台灣，才能維繫中華，瞭解台灣民眾的性格，是加深兩岸的交流，促進兩岸和平發展所要做的功課。
台獨和民粹－－壓垮台灣的最後兩根稻草
（一）“主權”“憲政”的混亂與迷失
台灣在各種各樣的迷失中，特別是主權問題上的混亂與迷失，台灣的民眾集體迷失於中國和中國大陸之上，遊走於台灣和“中華民國”之間。這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最大的障礙和最為緊迫的問題。這同樣源於台灣的獨特歷史和兩岸對抗形成的複雜糾葛不良的政治邏輯。歷史的中華民國，當然是“中國”，很長時間“兩蔣”視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叛亂組織，當蔣氏政府被驅逐聯合國後，表面是大陸外交的重大勝利，實際上兩岸關係也受到了極為嚴重的傷害，台灣的悲愴化為極大的凝聚力，中國代表權的喪失，埋下了“台獨”和未來“去中國化”的禍根，此後雙方長期在外交上的對抗，形成了互為傷害的“雙刃劍”。台灣邦交國的逐步減少，極大地壓縮了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在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期間，“去中國化”和台獨活動升級，推動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和國際組織，中國大陸基於反“台獨”的立場，堅決予以抵制與反對，兩岸的鬥爭與對抗升級。居心不良的台灣政客，有了極好的煽動狹隘本土意識的催化劑。台獨政治人物很容易把中國大陸貼上“打壓者”、“壓迫者”標籤，很容易把大陸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鬥爭演繹為製造悲情的政治邏輯－－“中國”既不讓“中華民國”代表中國，台灣就要出走；中國（大陸）不給空間，中國要把台灣逼上絕路，讓台灣成為國際孤兒。本來，撇開國家名稱，兩岸同屬中國，中國大陸的外交鬥爭，使中國背負了台灣壓迫者的為名，仇視中國大陸很自然地演化為仇視中國。一群中國的子孫們，成為中國的叛逆，一些諸如“傾中賣台”的口號在台灣堂而皇之盛行，台灣政治人物以台灣與中國並提，大搞一中一台。本土意識在悲情中萌芽、成長發酵，很自然演化為台獨意識。這就是兩岸關係中，由台灣政治人物所催化的複雜糾葛不良的政治邏輯－－把對中國大陸的仇視，演化為對整個中國的仇視，進而演化為極端的分離和分裂國家的台獨意識。當這種意識內化為島內主流意識的時候，國家的統一也就進入了艱難而漫長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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