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為人有兩個特點。第一，他有不相信別人忠言勸阻的毛病（已如上述）；第二，有要說別人不敢說與做別人不敢做的強烈心願。所以，他是不太可能會在就職後聽信商務部或其他顧問的忠言相勸，遂而放棄他要藉增課關稅來抵制中國的貨品充斥美國市場。在特朗普宣佈提名布蘭斯塔德為駐華大使時，曾語帶威脅地說，“中國要守規矩。”現在，等到他試圖懲罰中國的辦法被世貿組織打了回來時，中方可以對他說：“應該守規矩的是美國。”
另外，因為特朗普要削減國防開銷，所以極有可能必須更改歐巴馬時代用軍事手段在南海對峙中國的政策，但他也表示美國的海軍需要加強。這是什麼意思？其答案已由那將成為特朗普總統身邊國家安全顧問的某將軍提出。在表示美國須正視中國在南海的行為時，他認為中國不接受海牙仲裁法庭2016的裁決，是中國藐視國際法的表現。並認為美國需要保持南海航行自由權於無損。
對此類批評，中國不應繼續以往消極態度因循處之；而應該正面以國際法角度來答辯，並宜以請求“解釋”的途徑達到“上訴翻案”的宗旨；一勞永逸地洗刷中國的令名，在全世界面前牢牢建立中國對南海在國際法上的法理依據（即習慣國際法上“歷史水域”的原則）。本人對此，有專文表達①。此處毋庸贅述。但有三點可以簡單提出，供國人參考。第一，該海牙仲裁法庭，因中國缺席而聽信菲律賓單方主張，所以僅僅以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來衡量中國對南海聲索的法理依據。但中國本身一向對南海主張的聲索是依據《一般國際法》（即大於條約法的習慣國際法）的“歷史水域”原則; 而1982的公約對“歷史水域”沒有隻字提及。所以，該海牙仲裁法庭當然在此公約裏找不到“法律依據”。第二，菲律賓所提的“歷史權益”，在該公約僅是指在地理上相對的兩個國家間有關領海劃分問題而言。完全與中國的“歷史水域”權益無關。何況，第三，在1982公約的序言，明文規定：“本公約未予規定的事項，應繼續以一般國際法的規則和原則為準確。” 事實是：一般國際法非但有對於“歷史水域”原則的認可，而且聯合國的國際法院（ICJ）在兩件案例中援用了一般國際法“歷史水域”原則作為它判決的法律依據（這是海牙仲裁法庭在1982公約找不到的）；而且，在一般國際法中，有一項叫“穿越歷史空間的法則”（inter-temporal law）。意思就是說中國是在1947年宣佈在南海劃定七條線為中國的“歷史水域”，按照此原則，就應該以當年（而非以後）的國際法為標準來衡量中國聲索的合法性與否。而1947的國際法是接受“歷史水域”原則的。如果，中國將此點詳加說明，再以此向該海牙仲裁法庭對質，逼它非翻案不可（如它不翻案，中國還可將此案訴諸聯合國國際法院）。如此定能堵絕他國（包括美國、菲律賓、日本等）悠悠之口。更可祛除美國對中國找岔的一個藉口。
未來四年中美關係應該不致失控
特朗普在他接受當選的致辭中說：他歡迎和任何願意與美國和好的國家攜手合作。現在我們知道他首先指的是俄羅斯（已如上述）。如果純以地緣政治的眼光來看，也許特朗普可能會耍出一個以俄制華的手法。但二十一世紀是地緣經濟領先的時代，所以，中方不需憂愁沒有對策。中國自習近平主席上任以來，一直是以符合“地緣經濟”思路的辦法（譬如創辦亞投行、發動一帶一路工程等）來與美國進行一個“不對稱”的競爭。其最終的用意，乃在避免與美國在軍事上正面衝突--那是地緣政治的遊戲。在經過特朗普修正後的美國亞太政策，應該是比歐巴馬時代有更多的轉旋餘地。特朗普的資深顧問前中央情報局局長烏爾習（James Woolsey），已奉勸特朗普政府應該支持並參與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一反奧巴馬的反對政策。奧巴馬TPP之舉，是要以一個含有12 國家的經濟夥伴架構來排斥與孤立中國。特朗普則不搞TPP，中國也不必繼續在亞太地區搞“地區全面經濟夥伴”（RCEP）關係以對抗。有這樣的開端，個人認為未來四年（即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中美關係應該不致失控。
至於特朗普認為中國操縱人民幣價值（壓低它的匯率），俾使中國製造的貨品在國際上更有競爭力、更能暢銷。對這種爭論，個人認為中方不可不理會，應該提出實證，痛加駁斥。譬如可引用國際貨幣基金（IMF）的報告，指證中國在2007以來沒有操縱人民幣的跡象。我還要附加一點，即必須提供中國對待其外匯儲蓄的政策與記錄。譬如中國在2015的外匯儲蓄總額，相當於3.4萬億美元之數。但到了今年（2016）的十月，卻減至3.12萬億美元的價值。這是因為中國拋售了若干外匯儲蓄，為了要穩定人民幣的價值，使它不致貶值。這個記錄正好證明任何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將其匯率壓低）的指控，毫無事實依據。
至於台灣，特朗普的政策在與蔡英文通話後，已逐漸明朗化。我們已知道這次通話的底細，全屬蔡英文的“小動作”（借用王毅外長的用語），其雙重背景導因全屬生意經所致（已如上述）。而在各方（包括白宮與美國主流媒體）質疑甚至譴責之餘，特朗普儘管嘴硬強辯，但沒有後續動作。儘管蔡英文曾企圖借出外訪問借道為由之藉口（“繞道”紐約），以期達到“順便”面晤特朗普之目的。但此企圖，雖是振振有詞，卻未能竟功。至此，我們可以下結論，即儘管蔡英文當初致電特朗普之最終目的在企圖顛覆美國與中國大陸間之關係，但她絕對沒有想到的是，中方並沒有因此氣急敗壞，僅以“小動作”嗤之以鼻。所以，她的“顛覆”企圖並未得逞。
蔡英文的另一目的，是由於她上任以來，因為她對台灣經濟的乏力毫無對策，所以民調支持率已掉到谷底。她本想借拉攏特朗普的招數來自擡身價；俾將自己之支持率有所提升。但事後證明，通話之舉只是曇花一現，毫無後續之功；更無後續之可能。所以，她應該學乖的是：台灣如果與大陸關係低迷不振，也將影響台灣與美國關係的發展。至於如何改善與大陸的關係，當然就要看蔡英文的表現了。回到台灣在美國與中國大陸間關係之分量與作用，我們的結論是：第一，台灣不可能動搖中美關係。第二，台灣與大陸關係是否正常，將決定台灣是否能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在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正常時，特朗普沒有必要須要以冷落台灣來討好中國大陸。
對中國大陸比較麻煩的，恐怕還是最近美國國會下屬“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的一項報告。在20項建議中之一項，是要美國國會修改法律，授權“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阻止來自中國的國有企業收購或者有效控制美國公司。對此點，個人認為中國不是無法應付。該建議要阻止的是中國“國營企業”。對西洋人來說，可行的對策就是：中國以後讓國內的民營企業來做美國收購與有效控股的工作，就可繞過該項阻止了。該報告的另一項建議，是要美國拒絕支持給予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有鑒於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他一定會接受這一點建議。但我個人認為，按照世貿組織規定，中國即將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所以，美國是否也如此做，只是錦上添花與不添花的分別而已。更不會因此而損傷中美關係的正途。何況，我們對特朗普在執政上（包括辦外交）皆以生意人思維處理問題的作風，以上分析已相當透徹。鑒諸此，我們可以相信，這類問題也未嘗不可以用以上討論的“交易”辦法取得解決。
結語
幾星期前，俄羅斯普京總統提議由俄國與中國共建一個跨越歐亞兩洲的經濟夥伴關係（CEEP，Cross-Eurasian Economic Partnership）。有此發展，縱使特朗普有意要利用蒂勒森與普京的關係企圖發展美俄關係以孤立中國（如上所述），也將成為畫餅充饑了。這個構想，如果再加入印度與巴基斯坦等國，則將成為GEEP（擴大歐亞經濟夥伴關係）。個人認為如果此建議實現，則美國所期望的TTIP（跨越歐美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或將告吹。縱使不告吹，也將失去其幫助美國繼續充霸的一個協助的作用。目下地緣經濟時代中，一國的經濟安全與其軍事安全同樣重要，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地緣經濟的聯盟將比軍事聯盟更有實質意義。中國掌握了“東盟加一”（ASEAN+1）以外，還有“一帶一路”的工程，要串聯65個國家（44億人口）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再加有57個創始會員國參加的〈亞投行〉以及金磚五國下屬的〈新發展銀行〉（NDB）。現在再有中俄跨歐亞經濟夥伴關係的經濟聯盟，何愁別人（包括美國與日本）設計孤立中國的企圖！美國除了與中國同為亞太經濟合作（APEC）組織成員以外，僅有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的地緣經濟組織勘可自豪。但連這個僅含三國（美國、墨西哥、加拿大）的自由貿易區，特朗普宣稱他也將廢除。中國還須害怕特朗普時代的來臨不成？
注釋
①譬如拙文“以法理護衛南海權益之我見”，刊於《社會科學報》（上海），2016年10月13日。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7年1月號，總第22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