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起步階段和渡過深水區階段，不僅是按時間先後順序劃分的不同階段，而且是內涵完全不同的階段。如前所述，在進程的起步階段，處理、解決的主要是兩岸民眾迫切希望處理、解決的兩岸間的經濟民生問題，因而得以在較短時間內處理、解決，而且進展順利、成效明顯；在進入進程的深水區後，需要處理、解決的主要是兩岸間各領域、各層次的政治問題，尤其是作為兩岸關係最本質、最核心的國家認同問題，因而可以預料，處理、解決將會很困難而且複雜，需要很長時間。但同時又須重視，作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兩個相互銜接的階段，進程起步階段和渡過深水區階段，有著緊密的相互聯繫，即起步階段為渡過深水區階段提供基礎，而後一階段又是前一段階段的進一步深化；更重要的還在於，儘管處理、解決兩個不同階段的問題的路徑、方法各不相同，但最基本的原則卻是完全一致的，包括兩岸共同努力，相向努力等。認識、把握進程起步階段和渡過深水區階段的各自特點和相互聯繫，對於順利渡過深水區，以及最終完成整個進程都有重要意義。
台灣在國際社會進一步邊緣化
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繼續弱化
渡過深水區具有較有利的外部環境
長時期以來，一直存在著台灣在國際社會邊緣化的趨勢，即台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及其影響持續減少，而台灣問題作為熱點問題，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的程度及其影響也不斷下降。近年來，這一趨勢更為明顯，台灣在國際社會進一步邊緣化。台灣不能參與全球性的事務，而地區性國際事務，台灣無法參與的狀況甚至更為突出。2013年東海、南海海域和相關島礁主權歸屬爭端嚴重激化，把台灣置於十分微妙，甚至十分尷尬的地位。一方面，無論東海，還是南海的爭端，確實直接涉及台灣；另一方面，在當事各方的爭端及其處理當中，台灣又基本被排除在外。馬英九進入其第二任期後，明顯加強了推進“務實外交”的力度，例如2012年8月提出《東海和平倡議》、與日本談判並於2013年4月簽訂《日台漁業協議》、策動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法案，支持台灣參加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提出並推進所謂“小國外交”等，但都基本沒有能夠提升台灣參與相關國際事務的程度。另外，世界範圍的華人都熱切期待兩岸聯手保釣，以及在南海相關爭端中合作，但由於台灣方面自我設限，都未能實現，進一步減少了台灣對相關事務的參與和影響。
1949年以來，美國的插手、干涉一直是兩岸關係最重要的外部干擾因素。但是，六十多年來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插手、干涉及其影響，存在遞減趨勢。進入21世紀後，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後，以及2010年中國GDP總量居世界第二位後，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影響的弱化更為明顯。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程度，取決於美國插手、干涉兩岸關係的強度。近年的事實表明，美國確實繼續插手、干涉兩岸關係，例如堅持對台軍售、通過相關法案支持台灣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大會等，但插手、干涉兩岸關係的強度並沒有相應增加，實際上還有較明顯減少。堅持對台軍售，是美國插手、干涉兩岸關係最嚴重的動作。雖然可以預料，只要美國不放棄插手、干涉兩岸關係，就不會終止對台軍售，但就是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的具體行動發生了微妙變化，使其對兩岸關係影響的強度減少。2011年以來，美國陸續實施了幾起對台軍售，雖然金額很大，但並不滿足台灣方面對武器種類的要求，例如不出售F-16C/D型飛機，而只對台灣現有的F-16A/B型飛機進行升級。更重要的是，突破了1982年的里根總統關於對台軍售的“六點保證”，就對台軍售與大陸方面實際進行了磋商。
2010年奧巴馬總統提出並著手推進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後，很多人曾認為，美國出於加強對中國圍堵、遏制的戰略意圖，將更重視台灣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強化對台灣的支持，從而將大為加強對兩岸關係的插手、干涉。但事實表明，美國並沒有因此更加重視台灣。2012年10月的美國總統選舉中關於對華政策的辯論中，甚至沒有提及兩岸關係；而在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的“莊園會晤”中，對兩岸關係僅有十分一般的提及。2013年奧巴馬進入第二任期後，對其亞太戰略調整開始進行再調整。可以預料，美國對台灣和兩岸關係的重視將進一步減少，從而對兩岸關係的插手、干涉強度將更加減少，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將繼續弱化。
台灣在國際社會進一步邊緣化，以及美國因素對兩岸關係影響的繼續弱化，共同構成了外部環境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的不利影響不斷減少的局面，從而形成對進程很有利的外部環境，特別是進程順利渡過深水區所需要的有利外部環境。儘管這一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具體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決定性的原因是，中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影響持續、較快增長，特別是已鞏固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由此兩岸實力對比消長變化，大陸的壓倒性優勢更加明顯；在美國的戰略天平上，大陸和台灣地位的不平衡更加突出等等。這一最重要的、決定性的原因，在可預見時期內將一直保持，不會也不可能改變，這是中國自身發展大勢決定的。所以可以預料，在今後很長時期中，都將保持著對於渡過深水區有利的外部環境。
正確處理促統和保持兩岸關係現狀的矛盾
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順利渡過深水區
從1949年台灣問題出現直到現在，甚至到完全實現祖國統一之時，廣義的促統與拒統矛盾，始終是兩岸關係的基本矛盾。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促統與拒統的基本矛盾，受各種不同因素影響，形成了各時期不同的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這些不同的主要矛盾，不僅具有不同的具體內涵，更具有不同的處理、解決方式。促統與拒統的矛盾，在根本上是對抗性的，這決定了由這一對基本矛盾形成的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主要矛盾也是對抗性的，但它們的處理、解決方式，既有對抗性的，也有非對抗性的。1949年到1978年的三十年，解放台灣和抗拒解放，是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處理、解決的方式當然就是軍事對抗；1979年到2008年4月的三十年，反“獨”促統與推進“台獨”，是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處理、解決的方式反分裂、反“台獨”仍然是對抗性的。但是，2008年5月以來，兩岸關係進入和平發展歷史新時期，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其處理、解決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2008年5月開始，在經歷了四年多的起步階段後，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進程進入了進程的深水區，這實際上是進程的主體階段。經過進程的起步階段，此前六十多年的兩岸關係嚴重的軍事、政治對抗基本緩解，兩岸的交流、交往得到空前的全面發展，這些重大變化給兩岸民眾帶來了巨大利益。但是，促統與拒統的基本矛盾沒有解決，仍然存在，只是表現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進程進入深水區以來的實際事態發展，越來越清楚地顯示，在台灣島內公然宣稱搞“台獨”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小的同時，贊成統一的聲音並沒有相應增大，甚至還明顯地繼續不斷減少。儘管對於出現這一現象的原因有多種解釋，但所謂的保持兩岸關係現狀，開始成為台灣島內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的共識，也已是台灣民眾的主流認識，無疑是最重要的。在李登輝、陳水扁極力推進“台獨”時期，在台灣島內宣稱保持兩岸關係現狀，曾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反“台獨”、反分裂的積極意義，與大陸堅持的反“獨”促統，也有一定程度的相容性；而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已實現精彩起步，進入深水區後，堅持保持兩岸關係現狀，甚至提出永遠保持兩岸關係現狀，實際上就是阻礙進程的不斷推進，要求進程在剛進入深水區即行停步，因而已經不再具有曾經有過的一定程度上的積極意義，成為了拒統的一種藉口，是促統的對立面。因而促統與保持兩岸關係現狀，成為了進程進入深水區後的兩岸關係的主要矛盾。
馬英九在2007年到2008年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期間，就提出了“不統、不獨、不武”的兩岸政策主張，但當時仍然具有作為民進黨“台獨”政策對立面的積極意義，而在其第一任期中兩岸交流、交往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掩蔽了這一政策的消極面。但進入馬英九第二任期以來，即進入進程深水區以來，這一政策阻礙進程繼續推進的消極影響日益表現出來。在2012年再次遭受地區領導人選舉失敗後，民進黨開始醞釀所謂的兩岸關係政策調整。在諸多爭論不下的政策主張中，所謂“最務實”的謝長廷派提出的調整標準是，“民眾同意、美國接受、大陸可以忍受”，其相應的調整內容，所謂的“憲法共識”，實際上就是保持兩岸關係現狀。顯然，藍綠兩營對於保持兩岸關係現狀的政策主張開始形成共識。
促統是大陸兩岸關係政策的核心內涵，堅持必須向著這一目標與時俱進地不斷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面對諸多難題，尤其要堅持這一點。事實表明，兩岸分別堅持的促統與保持兩岸關係現狀，在進入深水區後，對於各自的兩岸關係具體政策都有著決定性影響，從而成為渡過深水區階段的兩岸關係主要矛盾。
雖然促統與保持兩岸關係現狀這一對矛盾，是促統與拒統這一對抗性矛盾，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進程進入深水區後的具體表現，但促統與保持兩岸關係現狀，並不具有尖銳的對抗性，因而應該，也可以用非對抗方式處理、解決這一對矛盾。非對抗性方式就是和平協商、和平談判的方式。這種方式在進程的起步階段已有充分運用，並且取得空前成功，在進程進入深水區後更須堅持運用。
兩岸共同確定中國統一的大目標，具有重大的意義和影響。要確立這一目標，取決於台灣島內各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的立場、態度。必須把台灣各政治力量、政治人物現在反對統一的立場、態度，轉變為至少不反對統一。為此，不僅必須進一步強化大陸對台灣的吸引力，還必須保持對台灣必要的壓力。在這一方面，很重要的一條是，必須破除台灣各政治力量、政治人物，關於大陸會“忍受”兩岸關係無限期保持現狀，即無限期拖延實現祖國統一目標的幻想。抓住並正確處理促統與保持兩岸關係現狀這一對矛盾，將是順利渡過進程深水區的最重要任務。作為主要矛盾的這一對矛盾處理好了，深水區面臨的諸多問題都可較順利地得到解決，和平統一的目標就可以較順利實現。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2月號，總第1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