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大學邊做政策研究，不是屬於學術研究的範圍，首先，學術研究跟政策研究的要求很不同，兩者甚至會有沖突。而且，多做政策研究對他們學術只的地位和事業發展，一無幫助。
我們香港沒有成熟的智庫，所以纔有這麼一批業餘做政策研究的人。在外國，其中一些人，做一段時間就做官了，智庫變成了政治領袖的搖籃。香港這方面還不是很普遍。
因為質素關係，民間智庫的建議，到現在政府採納的都不算多。唯一做得到的就是我們這裡，我們目前的研究，應該有一半被政府接受。
政黨智庫局限性較大
劉迺強：政黨的研究部，都不斷出研究報告，其實在某種形式上來說，都是智庫。
劉兆佳：但是他們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政黨智庫的資源基本上都給了議員，給他們所屬黨的政治人物，間中發表意見，爭取社會認同。到目前為止，影響不大。原因很簡單，因為政黨目前在香港不能執政，不是在朝，政黨的意見就不容易受到重視。
他們要通過一些渠道，來宣揚他們政黨的觀點。一是通過政黨去推動，一是通過媒體。如果不是與政府有密切關係，提出的政策建議所能產生的影響是很有限的。
在政黨規模小，而工商只還沒有意欲參與民主政治的情況下，大學不行，民間智庫又不行。民間智庫在規模小、資源少、人才缺的情況下，難以得到輿論、媒體的關注，難以得到政府的認同與重視，這是沒辦法搞下去的。
民間智庫的發展前景看好
劉迺強：那麼民間智庫是否沒有前途？
劉兆佳：我看民間智庫的處境會逐步好轉。為甚麼呢？第一，政府施政只會越來越重視政策研究，這裡就是缺人。第二，政府資助政策研究的錢和渠道，現在增加了。第三，問責官員要面對日趨複雜的政治形勢，都希望通過智庫得到好的建議。
隨著香港的政治發展進一步前行，我相信，保守勢力特別是工商只，參與政治的需要會增加。如果全面普選特首，競選只會更加激烈和複雜，而政府也不想受到議員的左右，政黨和立法會的左右，也都要主動出擊。
智庫有很多渠道獲得研究資源
劉迺強：智庫要想又有錢又有人，只能是大商家拿出來。但是到時就有必要保守一點，對那些比較激進的智庫，它們如何發展？
劉兆佳：外國智庫的人才，不少也都是保守的。但其他智庫也有很多渠道獲得研究的資源，起碼不少大學學者願意協助那些宣揚改革的智庫。
外國智庫的經費分三樣。公共智庫首先主要是政府撥款，但是很可能被政府控制。第二種，主要來源是關注公眾利益的基金，比如關注環保、民生、公眾利益。第三種，最多的是商人和有關團體，希望藉此引領民意，製造輿論。香港不是單元社會，始終都有其他人或者組織，如果集中資源，都可以搞出有相當力量的關注團體，自由呀、公益呀、環保等。它們的智庫也會得到更多資金和人才。
大學教授有可能搞一些與香港社會有關聯的實務課程。學者或者大學會有意搞智庫，匯集人才，來吸引越來越多的成年的學生，讀有關課程、學位。它們不是靠政府撥款，目標是吸引更多的學者和學生，以及爭取市民和社會各只的尊重。其中很多人可能對政府有影響力，有人對市民有影響力。
問責制和普選的發展，隨著整個形勢的慢慢變化，也都可能要求做出更加有力的政策研究，培養研究人員。
劉兆佳小檔案
生於香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士，1975年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回港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1987年擢升為教授，1990年晉身講座教授。1994年－－2002年則兼任社會學系主任。2002年起出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2003年起出任全國政協委員。已出版的著作有《人民公社與農村發展》（1981）（與李沛良合編）、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Kong （1982）、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 （1988）（與關信基合著）。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09年5月號，總第13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