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落代”的聲音於保衛天星碼頭事件中初露頭角，“文化研究”者不但提供了儘管是粗略的論述，他們的參與，更不斷改進剛誕生的新一輪社運操作，成為一種有很強香港特色的“快樂抗爭”。“快樂抗爭”一下子捕獲了同代人的想像，並且通過一波又一波議題的操作、抗爭的動員，參與者於獲得良好的感覺之後，如滾雪球般累積，動員日趨順暢，運作也已經慣常化。像荷里活拍電影一樣，概念一出，馬上便有整套行之有效的計劃和程序，班子隨時就緒，從劇本到宣傳一應俱全，水龍頭也會即時開動，物資源源不絕。
實際的動員者，有如商業上的網絡營銷一樣，主要依靠幾個博客明星在facebook宣傳和發動，經過群組的支持者重重轉貼，像病毒一樣，一下子便在數以十萬計的網民中間流傳。傳統媒體在這階段也從網絡的活動中得到感染，陸續加入炒作抽水。
這一層的操作中，較為重要的推動者是教師和社工，他們是實際可以發動周邊為數不是很多追隨者的人。這些推動者絕大部份跟以上幾層人不但沒有組織上的關係，尤其是在事件開始時許多根本從未見過面，充其量只在網上討論區中接觸過。他們主要是認同其敬重的意見領袖意見，樹立起要抗爭的“敵人”，並且從關注到參與討論中不斷升溫，自發地把他們喜歡的訊息作“病毒式”散播，最後響應號召，參與行動。
下一階段是抗爭行動，這裡我們不要過份神化香港社運、媒體、政黨等的能量。正如現實世界的病毒一樣，不同的議題感染能力各不一樣，而且大部份的殺傷力都不高。回顧一下過去幾年的社運歷史，唯一成功率極高的是輿論調控，而且有越來越一致的傾向；但一到行動則十次有九次都失敗，實際參與人數跟主辦機構於行動前向警方報備的數字絕大部份不成比例，往往連零頭都不到。
“自發”“快樂抗爭”的出席人數，由許多主辦機構不能控制的因素所決定，結果一定是這樣的了。對於幕後老板來說，就像出資拍電影一樣，票房是難以保證的，但這無所謂，只要當中一部收得，便已盤滿砵滿，一本萬利了。更加上前述的練兵和滾雪球效應等紅利，所以社運的規律是屢敗屢戰，爆發率一定會越來越高。最近便已出現了不出10天之內連續發動兩次大型示威遊行的成績；人力、物力、財力的協調，已經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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