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也毋須對網絡媒體的力量過於迷信。從目前的有關研究，我們知道網絡媒體的動員能力不但有限，而且十分不可靠。香港的經驗證實了這一結論。反對派許多時根據他們於網上動員的力度和反應，估計示威人數，並據此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因為示威遊行是市民自由參加，主辦者是無法控制的，實際參加人數一旦高於申請人數，警方不會追究主辦者。於事先高估參加人數只會對主辦單位自己增加壓力，而不會有任何好處，所以反對派於申請時所提的人數，應該是他們內部認為比較靠譜的預測。大量事實顯示，香港的反對派經常嚴重高估示威參加人數。
網上回應得轟轟烈烈，但現場卻只得小貓三兩，這現象在外國也很常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網上是匿名的世界，彼此都不認識，互信和互相負責的程度其實十分低，學術上稱之為“弱聯繫”（weak links）。網上大可豪言壯語，反正說了毋須算數，也不會有什麼實質性的後果，大不了便換另外一個假名，就可像打機那樣，又重新有另外一條生命了。但是一到實際的行動，那就是真人上陣，可能有一定實質性的損失：可能被拍照、被人肉搜索、被網上欺凌；會受傷、會被抓、會判刑罰、會留案底、會被父母責罵、會失業、會跟女友分手…考慮可多了。
由此我們可以明白，反對勢力為何不斷宣傳“快樂抗爭”，並於去年9月不惜投放每天數百萬的巨資，把反國教的數萬個年青人的吃、喝、拉、撒、睡超豪華地管得舒舒服服之餘，還要搞成超酷嘉年華的模式。訊息很清楚：這是香港形男索女的聚集點，別掉隊，來玩吧，某某明星都來了，證明絕對沒有風險的。阿媽不會罵的！
當日真正有理念，嚴肅地作抗爭的，不是這幫以反國教為名作末世狂歡的學生，而是小貓三兩瑟縮在嘉年華的旁邊，舉着用手寫的粗糙紙板“絕食支持國民教育”的一撮。這幾個孤軍作戰的市民，不但沒有掌聲，甚至連曝光都沒有，那幾天現場採訪嘉年華的港內外記者何止過百，但只有一家小報以極小的篇幅報導他們，這幾個勇於堅持支持國民教育的市民，純粹是靠堅強的義憤和彼此以沫相濡地撐下去。事後我們知道，他們不光是網友，而且因為志同道合，網下也有聯絡，之後還組織起來，成立“沉默之聲”。
網下的聯繫，尤其是先於網上認識的聯繫，學術上叫做“強聯繫”（strong links）。千百年以來，傳統上古今中外都是靠強聯繫才造反成功的。美國新推出的“顏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奪權系列，依靠的也不是網絡新潮的弱聯繫。網絡對構建群眾的“共享意識”（shared awareness）起了關鍵性的媒觸（enzyme）作用，這作用於群眾運動的中後期才起推波助瀾的效果，把運動推上高潮。香港的反對勢力通過網絡媒體多年的經營，“真民主”作為“共享意識”已經深入尤其是年青一代的腦袋中，這是值得我們擔憂的。因為不管政改決戰的結果如何，要清除這虛假的意識將必然是一個艱巨和痛苦的過程，與戒毒毫無分別，只會規模更大很多，難度更高很多而已。
另一方面，跟美國的“佔領華爾街”很不同的地方，是美國很大，“佔領華爾街”運動基本上是一個網絡現象，成員分佈全國，主要是依靠弱聯繫。與之相比，香港則只有一千平方公里，七百萬人口絕大部份集中於不到二百平方公里的細小空間，而且交通便利，從一端到另外一端，都在班次頻密的公共交通工具一小時車程之內。因此在香港，於較短期之內把弱聯繫轉化為強聯繫是十分輕易的事情。近月來，反對勢力辦了多少個班？戴耀廷等人進入了多少間學校？反對勢力對網絡的瞭解，向來都比建制方包括我在內任何人都熟，他們一早知道自己的弱項，並且正在全力補充。
丟掉幻想以鬥爭求穩定發展
現實是殘酷的，而且明顯是對建制派不利的。正正是因為如此，建制派當中大部分人都不想面對一場決戰，有些人甚至跟反對派大合唱。他們不但怕輸，甚至怕贏，因為在自己家中打架，多多少少也得要摔破幾個杯碟，不能不心痛，而如上分析，收拾殘局也絕對不容易。問題是這場決戰並非建制派挑起的，因此也並非建制派主觀願望就能單方面停止的。擺在面前只有迎戰和投降這兩種選擇，當中投降對今天的中國來說不單絕對不可能是一個選項，而且退一萬步說，縱使把香港的管治權交了出來，也既不可能為國家和香港社會換取任何好處，並且只會帶來更長和更深的損害，甚至連短期的動亂也都避免不了。
今年是中國參加韓戰60週年，當年中美之間強弱更懸殊，我們還是有能力把美國人趕回三八線南邊。我不是唯武器論和唯科技論者，所以這回的較量，中國從道理、意志到國力都不可能不勝。至於對香港的損害，這完全與我們能否團結對外成反比。只要香港市民團結在中央的周邊，一致對抗外部勢力，努力保家衛國，香港的損失將會降到最低，而所有其它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像韓戰一樣，此役將會為我們換來香港重新抖擻向前的機會，和起碼二十年穩定和繁榮的保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0月號，總第19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