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在理，社會福利署官員都應運用其酌情權，予以救濟。但是我們日趨保守，只攬著“程序公義”這護身符求免責的公務員，卻沒有使用他們手中的權力去服務市民，妄顧“自然公義”，拒絕了這需要救濟的居民合情合理申請，才釀成今天的“大頭佛”。罪魁禍首，錯在特區政府，特別是只求無過的公務員。是他們做得不對，才使反對派有機可乘，申請法援作司法覆核。
司法覆核的結果，原訴庭和上訴庭都打輸了，按一般常理，一個新來港，對香港法律不熟悉，又要積極謀生的老人，是不會堅持打到終審法院去的。應該是有人能說服她這樣做，而又能支撐她繼續在官司纏繞中生存於萬物騰貴的香港。這明顯是有高人慫恿，和貴人支援，方能成事。這些人不圖通過其它途徑給予救濟，簡單直接的解決問題，似乎只著眼於建立今後都要遵從的案例。濫用法律程序，不顧後果，動不動便以法律途徑解決社會和政治問題，是反對派難以辯解的指責。
第二個是法的層面，即“法律公義”問題。五個終審法院法官一致的裁決，在法律上當然能站得住腳。換句話說，原訴人是明顯得直的。一個同樣明顯的問題是，既然如此，為何她在一審和二審中都敗訴呢？這裡只可以有兩個可能性：一是之前的法官都非常不際；二是這些法官跟五個終審庭法官對有關法例有完全相反的闡釋。兩者都顯示香港的司法系統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前者代表法官水平差，那麼冤案、錯案當會很多，一般沒資格申請法援，又沒能力繼續打官司的升鬥市民便會十分吃虧。後者代表“官字兩個口”，判案頗具隨意性，勝敗端看與訟者的運氣。有論者指出，終審法院以往在解釋《基本法》時，都堅持狹義的，字面的解釋。這回卻一反常規，要把《基本法》中幾條規定綜合考慮，並以此裁定政府的政策“違憲”，更使人覺得飄忽無常，啟“司法政治化”的疑竇。無論如何，如今裁決的結果令香港整個社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市民普遍感到不滿，客觀上已經嚴重損害司法系統的權威。
第三個是憲法層面，主要聚焦於香港法院是否有“違憲審查權”，或者錯誤使用這權力的問題。這個問題十分複雜，所以至今在內地和香港都沒有一般性的定論。本案只是裁決特區政府政策有違《基本法》，因為可以理解為純粹香港內政，是符合《基本法》規定的。因此，除非特區政府提請人大釋法，或者如有些人的建議，要修改《基本法》，不然的話，人大雖然有權自行釋法，或者自行審查香港法例，但按其一貫自我克制的慣常做法，人大是不會這樣做的。“雙飛”問題是一個明顯的例子，至今因為人大沒有主動介入而懸而未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