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要實現“新美國時代”，美國的主要著眼點就是強化與亞太盟國和夥伴國家的關係，鞏固美國主導下的國際秩序，尤其是亞太國際秩序，將外交重點從反恐轉移到應對新興大國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的崛起上來。為實現這一目標，希拉里在繼承美國以往外交手段的同時，大力推行“巧實力”外交，“即面對每種情況，在外交、經濟、軍事、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選擇正確的工具或組合”。
希拉里及其助手坎貝爾設計的“重返亞洲”戰略，既有政治和軍事內涵，也有經濟和貿易內涵，當然還有美國一貫擅長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在政治和軍事方面，美國不斷強化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並挑動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紛爭；在經濟和貿易方面，美國推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企圖建立一個不包含中國的亞太自由貿易區；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方面，攻擊中國的發展模式，宣揚民主國家之間進行合作，提倡在緬甸等國家推進民主。
“亞太再平衡”戰略沒有給本地區帶來穩定，反而引起了紛爭，“巧實力”外交成了挑撥離間的代名詞，“亞太再平衡”戰略本身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不平衡”，美國經濟自顧不暇限制了其經濟戰略的發揮，“重返亞太”幾乎成了加強軍事聯盟的同義語。希拉里在2010年河內舉行的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論壇上，表達了美國對中國的鷹派立場。一時間，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等紛紛激化，地區一體化進程受到干擾，許多亞太國家擔心該地區將重新陷入冷戰。但美國的初衷並不是想與中國發生直接對抗，或者為了黃岩島或釣魚島而捲入與中國的軍事衝突，而只是企圖利用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的迅速崛起進行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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