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管理內行 韋迪還是過渡掌門？
臨危受命備受考驗 韋迪上任三把火不好燒
1月22日，體育總局突然召開媒體通氣會，正式宣布水上中心主任韋迪接替南勇一職，任足管中心主任與黨委書記。頓時，韋迪成為體育界最熱門的“新聞人物”。可以說，總局這次動作之快，力度之大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上海《新民周刊》）
南勇、楊一民兩位主管領導被免職後，留給足協的是一堆繁瑣的工作。作為新任的“韋掌門”首先要做的就是對中國足協各個部門工作以及自己所要負責的工作有一個大致的了解。比如青少部、技術部以及校園足球等方面工作，都需要馬上展開。如何迅速完成角色轉換，是韋迪面臨的首要問題。
此外，外界都在擔心，新賽季的聯賽是否會受到影響。目前來看，籌備工作很多確實沒有確定，包括開賽時間、賽程、賽制、商務開發等方面。現在已經是1月底，2月份亞冠聯賽開始，3月份新賽季聯賽打響，留給“韋掌門”的時間非常有限了。
另一方面的重點工作就是國字號。國足馬上要打東亞四強賽，國奧隊在國外拉練，國青、國少、女足也都在進行集訓。作為新任足管中心主任，韋迪需要了解各個隊伍，熟悉教練，這是其工作業務的重要一環。新官上任，三把火不好燒，更何況“韋掌門”是以如此特殊的方式接管這攤工作。（天津《今晚報》）
“外行管理內行”重演 不為求發展而為求穩定
回首韋迪的工作履歷，我們發現，無論在哪個工作崗位上，他都有著不俗的政績，在負責拳擊項目後中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開始取得突破；在管舉重時中國女舉很快成為世界“夢之隊”，在悉尼奧運會的參賽項目上包攬所有金牌；在擔任水上中心主任後，韋迪利用以往成功經驗，更加注重科學訓練，在皮劃艇、帆船帆板和賽艇項目上均實現了奧運金牌零的突破。在2004年奧運會上，皮劃艇選手孟關良和楊文軍首次為中國水上軍團奪得金牌，2008年北京奧運會兩人成功衛冕該項目冠軍，帆板選手殷劍和女子賽艇隊也先後為中國奪得奧運會歷史上首枚金牌……
目前，也有人為韋迪擔心，擔心他成為第二個謝亞龍。理由很簡單，管好重競技和水上項目容易，管好足球則非常難。因為中國優勢項目是舉國體制下的產物，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會為這些項目投入這樣大的成本。而足球是許多國家高度重視並用完善的市場手段運作的第一運動，舉國體制在這個領域完全啞了火，根本沒有任何競爭力。當今的中國足球不僅成績差，還是一個怪胎，不僅無法培育足球人才，反而成為集假惡醜於一身的毒瘤！韋迪應該如何應對前所未有的強大挑戰？（北京人民網）
乍看起來，韋迪擔任足管中心主任的軟肋是“外行”。其實，在中國體育界“外行”和“內行”並非決定性因素。比如，球員出身的楊一民也沒有能夠管好足球，在足協工作十餘年的南勇最後也一敗塗地，顯然“內行”人士未必是足協最佳領導。反觀，學院派的韋迪在出任重競技中心主任和水上中心主任時，他何嘗不是“外行”呢？可是他卻能創造一個又一個優異成績。說到底，作為領導最重要的並不是內行還是外行，而是領導水平、戰略眼光和駕馭能力，如果他能做到這一點，即使“外行”也很快成為“內行”，成為成功領導者。（上海《新民周刊》）
其實，反賭打黑掃出“貪官”，這是插曲；南勇在足協磨練了十多年一朝扶正卻一年不到即倒，這很諷刺。僅此兩點就讓總局在新主任的選擇上無可避免地從“專業對口”大退步到“政治對口”，“出成績”絕對要讓步於“不犯錯誤”，反正足球出成績太難，但要避免出現下一個南勇卻不難。因此，韋迪的上任首先不是為了求發展，而是為了求穩定。韋迪，或許也是一個過渡掌門，很難有大作為，這與個人素養無關，與中國特色有關。（廣東《羊城晚報》）
能否扭轉體制弊端 韋迪面臨變革難局
由於體制的局限，中國足協成了每一位“掌門人”的滑鐵盧。我們不能否認韋迪的能力和豐富的資歷，可是中國足球體制的現狀卻注定新掌門要面臨變革難局。目前，足協體制決定了現狀，那就是不需要民意，不需要監督，只需要領導點頭，只需要領導擺平。於是足協的官們愈發有恃無恐，終於從瘋狂到覆滅。歸根到底，如果體制不變，足協掌門人肯定永遠重複著昨天的故事。（山東大眾網）
眾所周知，中國足球是個大染缸。有足球就有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試問，最近幾屆哪任足協領導不是高風亮節地上任，灰頭土臉地離開？韋迪和謝亞龍一樣，並不算是真正的足球圈內人士。但不要忽視同化的力量，當改革者觸犯了潛規則，矛盾會不可避免地爆發。假賭黑，這一毒害中國足球多年的毒瘤，已深入到中國足球的五臟六腑，太多的舊體制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造成了違法的、或不違法的潛規則轉化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牟利的工具。
有專家還指出，中國足協某些官員的腐敗與社會的腐敗有諸多相同之處，但他們站在更為有利和安全的位置。已經歷經近20年至今沒有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第31條規定：“全國單項體育競賽由該項運動的全國性協會負責管理”，這正是中國足協多年來的尚方寶劍，這是一個法院都難以介入的保護性法律。而這個行業保護和壟斷的法律培養了什麼，最近幾天的風暴已經做出了錚錚作響的回答！而韋迪如果能夠為中國足球甚至體育的法制化作些貢獻，用法律制止這個機構的壟斷乃至用權力介入資本運轉，那已經創造歷史了。
此外，中國聯賽應該如何發展，這同樣是前掌門人南勇留給韋迪的難題。我們可以預見，因反賭掃黑中超聯賽勢必要迎來重生良機，但重生之前必然是空前的危機和動蕩。隨著足協官員、俱樂部老板、教練、球員……一個個被牽連出來，圈內人誰又能保證自己明天是否也會遭協查的命運？從俱樂部到球員再到教練員，哪個人敢拍著胸脯說，自己出污泥而不染？於是問題又出來了——中超聯賽能否搞下去？若查出更多個人、俱樂部的問題，導致中超聯賽無法正常進行又該怎麼辦？就在半年前，體育管理者們曾經試圖拋出“足球恢復回歸專業”這一方案，但最後因公眾的強烈反對無疾而終。不錯，在足球全球商業化的今天，回歸專業化，讓本就積貧積弱的足球失去資本的支持，放棄改革，放棄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完全可以被定性為倒退行為。但如何定義中國足球的公益性與市場經濟之間的矛盾，這一從未能被解決的問題如今也擺在了韋迪面前。（上海《新民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