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惠及大眾 “大國貴民”時代來臨
◆溫家寶首提“尊嚴論” 執政方略從“國富”到“貴民”◆
“尊嚴”這個字眼首現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人們心底激起強烈的情感波瀾。事實上，在一個月的時間裡，溫家寶總理三提“尊嚴”，從2月12日在春節團拜會上講話到2月27日接受新華網專訪，再到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溫家寶的“尊嚴論”引發海內外高度關注。究竟什麼是“有尊嚴”的生活，如何才能讓百姓活得有尊嚴?這一話題不僅成為“兩會”代表委員熱議的焦點，亦成為近期中國輿論的焦點。（北京新華網）
溫家寶的報告觸及很多問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推進醫藥體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建設，可謂“民間疾苦聲，聲聲入耳”，並且呼籲，中華民族在創造經濟奇跡的同時，還要創造新的文化輝煌。大陸媒體盛贊其報告極具“大國思維”。但是，最直指人心的，卻是他極具個性色彩的聲音：“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當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一個月前在新春團拜會上說出這句話後，其中的“尊嚴”旋即成為社會熱詞之一，激起中國人心底強烈的情感波瀾。但令人難以預料的是，相關表述竟然出現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這件事創下了兩個史上先例：此前沒有中國領導人這樣說過，此前政府工作報告也從未這樣寫過。（上海東方網）
有專家分析，溫家寶報告字裡行間透露出一個強烈的信號：中國高層所關注的重點，正在從追求經濟增長率向以民為本、科學發展轉型；中國政府執政方略，正在實踐從“國富”向“貴民”的重要轉身。這種思路，西方媒體也稱其具“大國思維”。溫家寶對此進行了極具感情色彩的詮釋：“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讓社會更加公正、更加和諧”。（韓國《東亞日報》）
◆關注個人社會地位 尊重人權成為國家共識◆
溫家寶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讓民眾“更加幸福、更有尊嚴”的論述，在中國社會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分析人士認為，1949年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向世界宣示了中國的國家尊嚴和民族尊嚴；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今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將“尊嚴”指向民生，“要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則是讓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怎樣更體面、更有尊嚴生活著的破題之舉。（北京華夏經緯網）
可以這樣說，溫家寶的這番話，完整地體現了從國家與民族的宏大叙事，向尊重每一個個體的微觀闡述轉變的過程。這種微觀闡述，微言卻大義，是一個國家與民族的真正成熟，因為那種有國有族，卻不見人民的叙述，往往是一種失真的鏡像。這鏡像，宏觀上會帶給我們短視的虛榮與狹隘的民族主義，微觀上，卻會導致整個社會價值與公民價值的虛無甚至是扭曲。這充分顯示，大陸經濟發展到今天程度，已不再以整體壯大為足，而要開始並行注重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處境。（陝西《華商晨報》）
◆中國醞釀民富革命 實現民生權需多管齊下◆
一系列信號表明，執政黨正在推動一場旨在實現“民富”的“新革命”。革命”。目前中國社會最大的矛盾都聚焦於民生問題。中國目前最大的政治問題，就是國家發展權並沒有轉化成為社會民生權。一些人擔心西方式的權利概念會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穩定產生負面的影響。不過，實際上，人們對此並不用太過於擔心，因為文化認同的不同，西方式的概念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並不會太大。在現階段，對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來說，主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是否能夠實現西方人所界定的那些權利，而是能否實現中國社會本身所認同的民生權。人民所高度認同的權利如果不能被實現，或者被剝奪，那麼穩定就會成問題。
那麼，什麼是中國社會所認同的權利呢？很簡單，就是民生，就是社會上所說的，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北京《瞭望東方周刊》）
要實現社會民生權，有很多方面的問題需要考量。首先是要調整政策思路，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明確區分開來。在中國，長期以來，在GDP主義的主導下，各級政府把所有的政策領域都視為是經濟政策。那些本來是屬於社會政策領域的，如教育、醫療和公共住房等，被視為是僅僅是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實際上，到今天為止，中國還沒有明確確立社會政策領域。正因如此，在各級政府那裡，這些社會領域的GDP功能（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被凸現出來，而其社會功能（社會成員的民生權）就被忽視。所有這些社會領域都是要求政府和社會的大量投入。但在中國，這些領域多年來一直是政府和企業暴富的領域。很顯然，如果政策思路不調整，社會政策就建立不起來，社會的民生權也無從談起。
第二要大量增加政府的社會性投資。在中國，生產性投資和社會性投資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失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生產性投資。社會投資一直沒有得到重視，每況愈下。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公共住房、環保等等方面的社會投資嚴重不足。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每次經濟危機總會導致生產性投資的激增和社會性投資的減少。1997年金融危機之後，教育領域變成了各級政府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資源，教育產業化變得不可避免。而教育屬於社會領域，需要政府的大力投入。同樣，這次金融危機之後，各個生產領域的投資激增，已經導致了很多工業領域的產能過剩，造成浪費和低效率。更為重要的是，房地產成為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這種局面必須改變。社會性投資嚴重不足，有助於實現民生權的社會制度就建立不起來。
第三是要調整中央和地方財稅關係，減少地方政府把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化”的動機。1994年開始實行分稅制以來，財力很快從地方政府上移到中央政府，但責任並沒有。現在很多領域是中央政府出政策，地方政府出錢。這給地方政府造成了很大的財政壓力，是地方官員努力把社會政策“經濟政策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如何解決？主要是要把中央地方之間的責任和權利統一起來。
第四，要充分利用國有企業這一經濟杠杆來推進社會政策的實行。國有企業一直是實現政府目標的有效工具。但長期以來，國企僅僅扮演了推進經濟增長的工具；在社會政策領域，國企扮演的角色是相反的。例如，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國家組織了大量的財政和金融力量來對付危機，絕大部分流向了國有企業。這具有必然性。國有企業作為政府的一個強有力經濟杠杆在應付危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沒有這個杠杆，中國去年應付危機不會有這麼有效。但同時也應當看到很多負面效應。國有企業得到國家大規模的支持，擴張得很快。不僅本身造成了產能過剩，而且也在擠壓非國有部門的空間，即所謂的“國進民退”現象。當國有企業的資本過度時，國有資本會走向任何地方。既然房地產那麼有利可圖，那麼國有企業為什麼不可進入呢？從去年開始，國有企業很快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主要角色。人們發現，房地產價格暴漲和國有企業的進入有很大的關聯。（新加坡《聯合早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