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旱只是農民之旱 城鄉用水不公
◆重工業輕農業 農民“守著水庫沒水用”◆
不管是以往的旱災，還是此次的西南大旱，都有個顯著的特征，那就是農業缺水。而此次西南大旱，都到了農民缺水的程度。因為水資源分配的邏輯，就是重城市重工業，輕農業輕農民。記者深入災區採訪，愈來愈明顯地發現一種城鄉兩極分化、完全不公的受災格局：一方面，旱災給農民生活帶來了重創，另一方面，當地市民對乾旱沒有深刻感受，用水未有限制。
由於人畜飲水困難、田地絕收，雲南許多受災嚴重的農村，大量村民一方面不得不四處找水、背水，一方面又無奈選擇賤賣牲口、背井離鄉出門打工。與此同時，被乾旱圍城的昆明，卻“似乎與乾旱無關”，一直未限制用水，高耗水的洗車、洗浴等行業依舊正常開門營業。據悉，專供昆明主城區用水的雲龍水庫，目前蓄水2.5億方、水量充足，但是守著這一水庫的附近農民卻沒水吃，無法“分一杯羹”。有農村人抱怨，村子“守著水庫沒水用”。（北京《燕趙都市報》）
而最近十多年來，國內城市中的缺水，只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水源地嚴重污染。比如吉林石化的爆炸導致鬆花江的污染，太湖藍藻暴發導致的自來水惡臭，內蒙古赤峰市部分區因水井污染引發腹瀉導致的缺水。無論何時的大旱，也不曾見過城市有過缺水的體驗。和城市享受同等待遇的，就是工業。工業生產過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然而即便是地下已經被抽出了大漏鬥的河北地區，也未曾見到煉鋼、發電等高耗水企業因缺水受到影響。相對而言，農業同樣是高耗水的產業，可是就很難享受到這樣的待遇。在這樣的水資源分配思路之下，本身中國旱災的發生率就大，而缺水的地方也多，因此，一旦面臨乾旱缺水，農業生產就首先被犧牲掉。（北京和訊網）
◆興修水利嫌貧愛富 雲南大旱見證制度痼疾◆
農民生活一個靠天，一個靠政策。如果山塘、壩塘、水窖的功能都能發揮出來，農民在這次大旱面前不至於束手無策。修建水利設施對城市和農村同樣重要，但此次旱災顯示出城鄉用水的極大不公平性。水利設施建設嫌貧愛富，明顯向城市傾斜。水務的口號是“民生水利，惠澤民生”，可許多地方的農民想修條管道，將山溝裡的水引到水窖裡，得到的答覆往往是沒有錢。這裡面有政策原因、技術原因，更有經濟原因。不少村民居住在山上，水要往高處走很困難，購買抽水泵等供水設施需要錢，可農民窮，他們掏不起這個錢。很多住在大山上的人，看得見水卻喝不到，基本生活生產用水對於他們來說是種奢侈。（北京《中國青年報》）
顯然，此次空前的西南大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農民之旱，而非包含城市市民在內的整個災區都能感同身受的全民之旱。作為天災的乾旱，所以如此具有“選擇性”，當然並不是老天爺厚此薄彼的結果，而是我們人為的社會管理制度安排的產物。這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長期以來以城市為中心，向發達地區優先配置資源，一旦受災，不發達地區最先受損失，最先感覺到，而發達地區和城市感覺卻不明顯”，“修水庫犧牲了上游居民的利益，保證了下游居民的生產生活，旱災來臨水源地農民因此承受了旱情”，“農民只有土地的補償，卻沒有水的補償，他們是吃虧的”。
就此而言，這場大旱所以會危害如此嚴重，尤其是給農民造成的損失如此嚴重，見證的既是氣候氣象之旱，同時也是制度之旱。比如，維持城鄉長期二元割裂社會結構的制度，導致農民權益邊緣化的城鄉權利配置不均的制度，催生“資源進城，污染下鄉”的經濟和環保制度。以此觀之，時下我們分析列舉的種種此次旱災的原因，如農村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凋敝滯後，農村生態保護不力、水土流失嚴重等，說到底，其實都可以歸結為一種制度性的匱乏、不均，既是表面看得見的利益不均，更是背後的權利不均。不均當然便會加劇災害，也助長社會本身的憂患不安。（河北《燕趙都市報》）
◆經濟帳決定資源帳 工業反哺農業是前提◆
僅僅從計算經濟賬的角度，將資源調配到最“經濟”的領域不為過。雖然農村和城市、工業一樣的要消耗大量的水，但是城市和工業對於GDP的貢獻，無疑是幾何倍數於農村。因此，在水資源較為緊缺的情況下，優先保障城市和工業的用水，就是保障了經濟的增長。農業生產因為缺水所受到的影響，工業的一個零頭就可以補上。
如果僅僅是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之間的競爭，水資源的分配傾向於工業是可以接受的，接受的前提條件，就是對於這種隱性的新時代“剪刀差”需要通過正面反哺的方式，對於農業生產受到的影響進行補助。（湖北荊楚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