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來工不但享受不到村鎮集體福利，反而還是各種名目亂收費的對象。有的地方，摩托車除了要依法上交警的號牌外，還要花幾百元，加掛一幅“村牌”，才能在村內通行。還有“衛生管理費”、“綜合管理費”、“治安聯防費”，等等。外來工子女上學要交贊助費就更不在話下了。
這些城鎮化了的農村，村民之間依舊維持著“熟人社會”，互相之間講情面。外來工們反映，村裡各種“有油水”的崗位，外來工都撈不著。只有本地人沒人幹的，才招聘外來工。村治安聯防隊治安員對本地人和外地人區別對待。同樣擺攤經營，只趕外地人，不管本地人。
遭遇國際金融危機，首先想到的是讓農民工返鄉。當意識到人口壓力過大，首先想到的是“抬高門檻”把農民工擠出去。寄希望於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勞動密集型企業，減少外來工數量。一廂情願的“本地人”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不管有沒有歸屬感，絕大多數外來工是“走不了”、“回不去”了。以深圳、東莞為例，全市五六百萬外來工，即使減少100萬，能否換來“太平”還是個未知數，而確定無疑的是：這100萬外來工失業造成的社會震蕩風險不可估量。
“城鎮內二元結構”帶來的收入分配差距，由此造成的外地人與本地人之間的群體鴻溝，及其帶來的對立情緒，已經不是一句“加強流動人口管理”就可以輕易填平的，不是給外來工搞一點技能培訓、文明禮儀培訓、文娛體育活動，就可以輕易填平的，更不是把外來工改稱“新×人”可以輕鬆填平的。
在這些本地人與外來人口嚴重倒掛的城鎮，“外來工如何融入城市”本身就是個偽命題。因為，在這片土地上，大規模的外來工才是主體、主流人群，他們跟誰“融入”、“融”到哪裡？
少數派的本地人有沒有足夠的良知、遠見和勇氣，容忍外來工享有與本地人一樣的“國民待遇”，平等分享公共資源；有沒有足夠的智慧，順利實現平穩過渡？因為，這意味著本地人獨享的福利被嚴重稀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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