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80年孔太和與小麥專家鮑勃·齊默曼在農場。 |
|
| 1980年美國《農業機械》雜誌發表記者Ken Hodge對孔太和的專訪，題目是《外國農民有機會看到美國農民的精神》。
|
|
| 2015年6月24日，美中文化交流促進協會聯繫組織蘇州星海國際課程中心32位師生到美國國會介紹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並與國會議員Carolyn Maloney合影留念。 |
中評社香港11月16日電／美國僑報網日前刊出美國華人孔太和的故事，講述了其從“洋插隊”到致力於中美兩國文化交流的種種經歷。
文章摘編如下：
我出生在上海，是66屆高中畢業生。1968年被分配到崇明前進農場務農，後在農場擔任基層幹部。1980年，經過考試，我被選派到美國實習一年。
遇到良師益友
當時，有49名中國實習生分配到全美各地，我擔任總領隊。開頭四個月，我被分配到俄勒岡州的一個奶牛場。後來，負責這個項目的美國農民教育協會將我調到華盛頓州的一個小麥農場。這一調，可以說是影響了我以後的幾十年。
原來這個小麥農場的主人非常了不起，他叫鮑勃·齊默曼(Bob Zimmerman)，是該州的小麥協會主席，又是著名的農機發明家。到了他那裡之後，我又了解到他是二次大戰參加攻占日本本土戰役的偵察班長，榮獲過青銅勛章。1979年5月，他曾經和他夫人作為美國農業專家代表團成員訪問過中國。當時，美國農業雜誌還刊登了他對中國農業提出許多中肯的意見，我們許多實習生都讀到了，大家對我被派到他那裡去實習都羨慕得不得了。鮑勃夫婦親自在凌晨去長途車站接我，一家人熱情歡迎我。
沒想到十天後的一個下午，鮑勃的兒子唐恩把我從農機修理車間叫去，說他父母要找我談話。進屋後，只見鮑勃夫婦神情嚴肅地坐著。
鮑勃手裡拿著一封信，說道：“這是我們寫給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胡定一夫婦的信，談的是關於你的事，在發出這封信之前，想先請你看一下。”接著，鮑勃把信遞給我，然後他們夫婦倆就靜靜地望著我。
我將信紙小心展開，鮑勃那清秀的英文字跡映入眼中。我記得信中寫道：“尊敬的總領事胡定一先生和夫人謝恒女士：
我們倆人去年9月到中國訪問，受到很熱情的接待，各方面感受之深超過事先的想象，這是我們一生中難忘的經歷。我們也看到中國農民是如此辛苦和勤勞，但產量卻是那麼低。那裡的土質條件遠遠優於我們這裡。栽培技術上問題太多了！我們熱愛中國，熱愛中國農民。我們感到不安，我們為他們著急，很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今年4月，你們光臨我們農場參觀，這是我們極大的榮幸！後來，你們提議派一個中國農業實習生到我們農場來學習，我們高興地表示同意。7月19日，美國國際農民教育協會派來了孔太和先生，我們高興地迎接了他。我們原想他起碼是個農業技術員，但經過接觸，發現他只是一個高中畢業生，靠他是很難將我們的技術帶到中國去的。另外，他也不會駕駛，不是我們農場工作所需要的人。”
讀到這裡，我覺得冷汗正順著背脊往下流。我控制住自己盡量不讓拿信的手發抖，硬著頭皮再讀下去。只見信中接著寫道：“但是，經過一星期的相處，我們發現他還是一個可以被接納的人。我們打算從以下方面來改善他的不足，盡量使他學到最多的東西帶回中國去……”
這封信後面的具體內容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記得比較清楚的是當我讀完信後，鮑勃相當誠懇地詢問我的看法。我說了三個詞：“同意！很好！謝謝！” 鮑勃又一次問：“真的？我們明天可要寄出去的！” 我再一次表示：“同意！很好！謝謝！” 我走出門時又說了一聲：“謝謝！”
這的確是發自我內心的聲音。
這事對我震動很大，因為在國內，很少發生領導或其他人將他們對你有不滿或失望內容的信在寄出去前讓你讀一下，聽取你的意見。鮑勃他們讓我讀的理由就這麼簡單：“這封信是有關你的。”而他們對我的不滿和失望，是基於對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的承諾和一心想幫助中國的滿腔熱忱。我被他們的坦誠感動，也深切體會到這種坦誠、這種透明度是對人最大的尊重。很多年後我從事美中文化交流在與美國各界人士交往過程中，也特別注意這一點。
十年再見承諾
我和鮑勃夫婦幾乎天天、甚至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交流。他們問我有關中國的事，我問他們美國的事。他們說，雖然他們訪問過中國，但真正了解中國是通過和我談話。而我對美國特別是美國文化的了解，也是通過與他們一起生活獲得的。
我們這一批共49名中國實習生分散在全美各地，那時的長途電話費很貴，大家手頭都非常緊，根本打不起電話，大多數人都感到與世隔絕，非常孤獨。出國時國內領導讓我擔任總領隊，我開始也不知如何與其他實習生聯絡。後來，我征得鮑勃的同意和支持，借用他的複印機等辦公設備，複印剪輯美國中文報紙的新聞和實習生來信來稿，匯總國內農墾部及中國駐美使領館等各方的指示，編印了一份小報，當時駐美大使柴澤民為我們題寫刊頭《實習通訊》四個字。小報通過美國農民教育協會分寄給每個中國實習生，以及美國使領館和國內有關部門。
1980年，當時中美建交才一年，而國內的人們對美國的情況都很關注，特別想知道美國人實際生活是怎麼回事，但當時到美國來旅遊和留學的人廖廖無幾，更不要談和美國人住在一起。我在繁忙的實習勞動之餘，寫下自己在美國農場的所見所聞，寄給國內媒體。當時上海的解放日報(農村版)為我開辟一個《美國來信》專欄，先後發表了我寫的28篇短文。當時，有不少讀者寫信給報紙說他們拿到報紙都先讀《美國來信》。
其實，當時的美國人對中國也感興趣，對我們這些來自中國大陸來的青年農民也十分好奇。鮑勃應邀到各處介紹他的中國之行時，總要放映他在中國拍攝的幻燈片，同時也帶上我，回答美國朋友的各種問題，順便讓我講來美實習的感受。
二十年後，我在紐約從事民間美中文化交流活動，創辦刊物，其實都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在鮑勃農場“洋插隊”時經歷的一種延續。
美國和西方文化中“尊重人”這一條，非常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學習。除了上面講到的“坦誠”( 透明度)的故事外，鮑勃一家許多與人相處的細節讓我刻骨銘心。比如待人接物的認真 —— 他們要帶我去什麼地方或讓我見什麼人，都會把有關這個地方和這個人的情況告訴我，有時還把有關的書面資料提供給我。
還有就是守時——約好時間從不遲到，提早到達就在周邊轉或停留，直到約定時間才去敲門(他說提早敲門會干擾別人，也是不禮貌的)。
還有一點就是守信 。實習期滿，他們送我到灰狗長途巴士站(我經舊金山回國)，鮑勃說：“我們會很想念你。一年後會想法邀請你和你妻兒一起來住半年、一年。”我說：“這事很難。” 鮑勃說：“那我們十年以內總要再次見面吧。” 結果，他們半年後就寫信給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積極張羅這件事。之後的幾年間也一直在為這事努力，但由於們國內的阻力太大未能如願。1989年底，鮑勃夫婦又向我發出邀請信。經過努力和各級領導批准，我終於可以以“私人訪問”的名義再來美國。鮑勃夫婦到灰狗車站接我，當我坐上車時，鮑勃和我同時講了一個詞“Ten years(十年)！ ” 距離我們第一次訪問已經整整十年！
在那個十年中，以及後來的歲月裡，我和鮑勃一家一直保持聯繫。鮑勃先生於2001年3月不幸去世，我去參加了他的葬禮。此後，我和我全家大約每隔兩年去一次鮑勃農場過感恩節或聖誕節。2014 年我邀請高中同學周天樂和我一起去鮑勃農場過聖誕節，他拍攝了一部視頻，編輯了我和鮑勃的故事，在優酷、土豆及微信上發布，引起許多人的興趣。
我的洋插隊故事，就是一個中國知青家庭和一個美國農民家庭三十六年友誼的故事。這個經歷，影響了我的後半生。
追尋華人楷模
根據當時美國的政策，只要是1990年4月11日前進入美國的中國公民，都可自動居留並允許工作至1994年7月1日，到時若無特殊情況發生，即可申請綠卡。我是1990年3月25日入境美國的，所以根據這個規定可有較長時間留在美國，到更多地方和更多領域了解和體驗美國社會。
鮑勃夫婦支持我在美國闖天下，但他們認為我什麼地方都能去，就是不能去紐約，因為在他們的眼裡紐約太亂，他們不放心。他們打電話給許多親友幫我介紹工作，但都沒有成功。我是在上海長大的，喜歡大城巿，不忌諱光怪離陸，喜歡冒險“看新鮮”。所以在1990年底，我來到了紐約。
我先是在親戚在皇后區開的一家外賣餐館當學徒，從接電話、送外賣、廚房打雜做起。八個月後，我到朋友開的一家箱包公司當倉庫管理員，也經常幫忙送貨，跟著公司的大卡車跑遍紐約五大區，看到那些批發店、小百貨店裡玲瑯滿目的商品，還有那些來自中國、韓國、印度等地的小老板們艱難經營的情景。
後來我受聘當過國內一家集團公司在紐約分公司的雇員，考察美國的飼料行業和人類保健品市場。總之，我看到了美國基層社會的生態，特別是在這個階層中華人華僑的生活狀況和精神狀態。我看到絕大多數在美華人守法、勤奮、刻苦、節儉。他們珍惜的是賺錢致富的機會、買房，讓下一代進長青藤大學，然後就是保證安度晚年，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動力和目標。當然，這無可非議，但因為我當初跟鮑勃這樣的“美國最偉大的一代人”朝夕相處將近兩年，總有“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我覺得，我們華人圈裡也應該有象鮑勃那樣在二戰時敢於上前線出生入死，在和平時為了發明新式農機又不惜散盡家財的人物，華人不應該都是只管自己頭上的一片天。
2015年6月24日，美中文化交流促進協會聯繫組織蘇州星海國際課程中心32位師生到美國國會介紹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並與國會議員Carolyn Maloney合影留念
2003年至2004年間，我在法拉盛一家名叫“書源”的書店當經理，接觸到不少文化界和商業界的華裔人士。有一天來了一位白髮老人，他說他叫馬大任，時年86歲，曾在飛虎隊工作一年，當陳納德將軍的譯電員。他是圖書管理的專家、教授，退休前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東亞圖書館館長。現在他致力於一個由他發起的“贈書中國計劃”，就是收集美國圖書館、研究機構及教授學者本人或他們的遺屬捐贈的學術書籍，然後運到中國去，充實中國各地大學的書庫。我當時有點半信半疑，一個86歲的老人還能親歷親為這種收書運書的事，還要倒貼人力錢財？後來我參與了，經常跟他去收書，到倉庫去理書、清點、裝紙箱等等，了解到他的實際付出遠比他自己說的多得多( 馬大任先生目前已經移居舊金山，今年96歲了，還經常出現在收書送書的現場。他發起的贈書中國計劃，至今已向中國各大學運去40個集裝箱)。圍繞在馬大任身邊的志願者大多年事已高，有的住在馬里蘭州，開車三個多小時到紐約來幫助理書裝運。
這些默默無聞做好事的華人深深打動著我，也讓我覺得應該傳承和宣傳這種精神，多為社區和中美兩國民間交流做些事。後來我就成立了一個美中文化交流促進協會的組織，經常邀請兩邊的各界人士互訪，包括2014年5月我組織國內頂尖手工藝大師參加聯合國和美國國會的交流活動，這些活動既讓那些參與者，也讓我本人受益巨大。時代在變化，中美文化交流的內容和形式也在不停地變化。我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非常好的時代，中美之間既有文化交流的需求，也有實現這一交流的舞台，這就是我這麼多年一直堅持的信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