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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初，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和新加坡推廣華文學習委員會聯合舉辦“走出校園·走進文化”導覽活動，學生們在學習中國書法。 |
中評社香港9月1日電／盛夏的新加坡驕陽似火，綠蔭掩映下的晚晴園獨享一處幽靜。這座聞名海外的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在今年迎來了它的“大年”——孫中山誕辰150周年。
南方日報報道，與此相關的活動將貫穿全年。幾個月前，晚晴園與廣東孫中山故居紀念館聯合策展“孫中山和他的新加坡友人”；不久後，晚晴園又將北上，與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聯合推出展覽活動。“孫中山”的印記，在南洋星島將頻頻閃現。
在華人比例超過七成的新加坡，有太多的城市細節容易將現實牽回到漫長的華僑華人史。從風雨百年的晚晴園到方言彌漫的唐人街，從遍地開花的華文報刊到星光閃耀的華資企業，浮現於不同時代的華僑華人印跡，串聯起華僑華人南渡的歷史浮沉。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蓬勃發展的背後，百餘年來綿延不息的華人會館尤其是廣東會館，依然閃爍著歷久彌新的光芒。自19世紀以來，華人會館的變遷已成為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史的一道側影。華人會館的誕生與繁榮、低谷與振興，無一不與星島的發展起伏息息相關。如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為中新兩國合作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而華人會館亦將從歷史基因中尋獲新的現實價值。
歷史
千名南洋機工長眠抗日運輸線
近年來修葺一新的晚晴園，在陳列展示孫中山先生的南洋革命運動歷史之外，專設了以“南洋華社”為主題的展廳，呈現近百年來華僑華人社會在新加坡砥礪前行的足跡。盛夏的晚晴園芳草萋萋、庭院開闊，步行於此，思緒瞬間被帶入到百年前風雷激蕩的革命年代。
20世紀初，革命的烽火從中國蔓延到南洋，尋求海外支持的孫中山在1905年到達新加坡，當時的晚晴園主人張永福將這座別墅提供給孫中山作為寓所。一年後，中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在此成立，並逐漸成為動員東南亞華僑華人支持辛亥革命的領導中心。
當時的新加坡華人社會正在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自19世紀初新加坡開埠之後，華僑華人已在此繁衍百年。
1819年，廣東人曹亞志從馬來西亞到達新加坡，建立了第一個華人宗親會館曹家館。此時的新加坡已成為英國殖民地及其在東南亞的商品集散地，需要大量勞動力。兩年後，中國第一艘商船從廈門直航新加坡，自此中國華南地區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開始大量來到新加坡，成為開埠時期的拓荒者，而其中多數來自粵閩兩省。
與東南亞其他國家相類似，早期的華人會館是南渡華僑華人海外生活的“避風港”。有數據記載，從1819年至1890年，在殖民當局註冊的華人會館有32間。早期的新加坡華僑華人主要從事體力勞作，會館則是其生活福利和抱團生存的主要依靠。
經歷幾代人近百年的繁衍壯大，新加坡華人社會在20世紀初漸成規模，並出現一批商賈巨富。從1891年到1941年日軍占領新加坡之前，50年間新增了至少124間華人會館。彼時正值華夏大地烽火四起，在華人會館的凝聚下，新加坡華僑華人成為支持中國反帝反封建鬥爭在海外的重要支撐。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於南洋華僑機工隊。1939年2月，一則號召華僑華人支援中國抗戰的緊急通告，在東南亞各國迅速傳播。此時戰火尚未波及東南亞，而志願歸國服務的華僑華人擠滿了各個報名處。據資料記載，新加坡華僑王文鬆放棄汽車公司副總工程師的高薪，告別妻兒，率10多個同伴攜全套修理器具報名回國；身為家中獨子，新加坡的吳鐘標租車學會駕駛，改名吳惠民，瞞過家人報名回國。
最終，在南僑總會組織下，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3200多名華僑青年，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隊”支援中國抗戰。當時滇緬公路是中國西南大後方的唯一國際通道，南洋機工隊在極其惡劣的環境下，不顧敵機轟炸日夜兼程，馳騁於滇緬交界的崇山峻嶺之間，出色完成了運輸任務，有1000多名華僑機工長眠於抗日運輸線上。
文化
華文報刊華語運動凝聚文化認同
二戰結束後，隨著新加坡經濟社會形勢的變化，以及新生代華僑華人的成長，古老會館面臨新挑戰。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說，新加坡建國之後，國力經濟穩步增長，社會福利逐漸完善，華僑華人的生活水平有較大改觀。到上世紀70年代，新加坡基本解決了失業和住房問題，華僑華人對傳統會館的依賴程度相對減弱。
1960年以來，新加坡新登記的華人社團數量持續下降，1978年至1984年間，甚至沒有一家新增會館。面對這種嚴峻局面，1984年，新加坡九大會館舉辦了“全國宗鄉會館研討會”，集體討論會館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研討會的一項重要成果是，決定成立一個代表全國宗鄉會館的組織——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以下簡稱“宗鄉總會”)。
前述九大會館中，廣東的地緣性會館占到3家。新加坡廣東會館會長何國才兼任新加坡宗鄉總會常務理事，他說，宗鄉總會成立後開展了一系列中國傳統文化宣教活動，充分發揮了傳播傳統文化的功能，同時各大會館利用宗鄉總會的交流平台，構建了華僑華人與政府的雙向溝通的渠道，使得華僑華人的訴求得以表達，會館也由此而展現新的生機。
華語運動的持續發展，正是華人會館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振興的一個縮影。新加坡獨立後，政府開始推行“英語+母語”的雙語教育體制，英語成為各學校的主要教學媒介，而華文教育一度低迷，進而影響到中國傳統文化在青年群體的繼承和發展。
英語普及教育為新加坡在參與國際化中贏得了語言優勢，但雙語政策也暴露出弊端——占新加坡人口75%的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度變得模糊。而隨著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崛起，華語的重要性又再度凸顯。
1979年，新加坡在全國舉行“推廣華語運動”，政府要求全體公務員、醫院服務人員必須用華語與公眾人士交談，出租車司機、商場營業人員紛紛佩戴“我會講華語”的徽章。
在文化教育方面具備傳統優勢的華人會館在這一過程彰顯出其重要影響，在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下，紛紛成立推廣華語小組，在華語運動中推波助瀾。1980年，新加坡講華語的家庭只有26%，在各方推動下，10年後這一數字增長到60%。
李焯然的另一個身份是新加坡廣東會館文教主任，在其牽線下，自2009年起廣東會館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連續多年舉辦全國漢語常識大賽，推廣漢語和中國文化常識。這項賽事得到了新加坡中學及初級學院的踴躍參與，每年的參賽隊伍達數十支。
華語運動還帶動了新加坡華文報刊在上世紀90年代的快速發展。作為海外華文報刊的重要中心，新加坡華文報刊的發行量在上世紀80年代一度被英文報刊超越。而隨著華語運動的持續開展，華文報刊成為華族各階層學習華語的重要載體，並發揮了溝通新加坡與中國之間資訊傳播的媒介作用，讀者市場不斷擴大。
當時的調查顯示，《聯合早報》《聯合晚報》《新明日報》3家主要的華文報紙，每天總銷數從1983年的33萬份增加到1993年的45萬份，每天閱讀《聯合早報》的讀者人群超過70萬人，這一數字占到當時新加坡總人口數的1/4。
如今，華語運動已經持續37年。在今年7月的第37屆講華語運動推介儀式上，新加坡副總理張志賢向公眾說：“只要大家持續嘗試講華語就會不斷進步。”
城中探粵
新加坡同濟醫院：傳承150年的免費醫館
造訪新加坡同濟醫院，是一個清晨。不到9時，醫院一樓的大廳已經排滿了等候看病的人。所有人有序地排隊掛號、候診、取藥。最後，他們會路過一個並不起眼的慈善捐款箱。
多數人會順手在捐款箱里塞下一些錢幣，這似乎成為他們與醫院的一種默契，也是他們支付診療費的唯一途徑——新加坡同濟醫院是一家完全免費的慈善醫館，自其成立近150年來，醫院依靠社會資助而運營，始終免費向公眾開放。
時光倒回到1867年，早期南來的華僑華人在新加坡謀生，大多生活艱難。為了解決華僑華人的看病問題，當時的七家廣幫商號聯合創立了同濟醫院。醫院自成立之日起，便堅持不分種族、國籍和宗教，贈醫施藥、分文不取的原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