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志歡
前天下午，武昌一名小夥不幸暈倒在地，正好路過的巴基斯坦來華留學生哈馬德見狀，毫不猶豫地上前施救。“圍觀的人群中，有的在拍照，有的在拍視頻，還有的在打電話。”哈馬德說，讓他感到奇怪的是，就是沒有一個人上前施救。（新聞來源：武漢晚報 4月12日）
中國人暈倒在地，施救的竟是外國朋友，而自己的同胞只顧著舉起手來拍照，類似的情景近年來已是屢見不鮮，不禁讓中國人自己感到心寒。為何若干國人只會“舉起手來”作為旁觀者拍照？我想，並非就是我們國人比外國人冷漠，不敢施救往往源於我們內心中由於不信任所帶來的恐懼。
“不信任”首先是源於對自己救助知識的不信任。據資料顯示，在發達國家，應急救護知識已經十分普及，比如法國普及率為40%，德國為80%，在美國，僅接受心肺復甦技術培訓的人就有7000萬，相當於全美總人口1／3。然而在我國，應急教育普及率僅為1%，遠低於世界其他國家，急救普及成為我國急需補上的生命教育課。
我國大部分年輕人雖然從小學開始就接受了來自學校的關於急救知識的教育，但是在我國現有的教育體制下，這些知識往往只限於課外閱讀材料，大部分人所要求自己掌握的僅僅是高考知識而已，加之自己平時遇到類似突發事件的概率比較低，所以實踐經驗很淺，急救知識更是成為了學生眼中的“雞肋”，一段時間後就會把這些知識忘記。儘管學校偶爾也會有專業人員現場教授如何進行急救，但由於限制，能夠上場親自實踐一番的也只有那麼幾個人，大部分人依舊是“水過鴨背”。最後導致的現狀就是，自己急救知識不夠，為了不幫倒忙，看到需要幫助的人，也只能站在一旁幹著急，頂多能夠幫撥個120的急救電話或者拍個照發個微博求幫助。
“不信任”還有因媒體報道失誤造成的對被施救者的懷疑。幾年前的彭宇案讓很多人將矛頭直指老人的污蔑，使得這一事件成為面對陌生人命懸一線時是否施救的搖擺天平。但是，即使最後彭宇承認了他確實與老太太發生了碰撞，卻因為某些協議從而使彭宇案的真相未能及時讓公眾知曉，誤導公眾不約而同地將這一事件視為這是國人“道德滑坡”的標誌。是什麼導致了國人之間的信任變得更為脆弱？我認為這與媒體報道的信息流向不均衡有較大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一些做了好事反被訛詐的事件，但這是少數事件，即使被訛詐也可以通過法律途徑調查清楚以獲得自己的清白。由於媒體選擇信息的盲區，致使公眾只知道事件的部分真相，對全局並無了解，這便極易導致公眾的誤讀，更多人想救而不敢救了。
急救的“信任危機”想要獲得轉機，筆者愚見，這需要讓急救知識成為民眾的生活必修課，也需要我們的媒體傳遞均衡的信息，如此，大家才能夠有心、有能力去“蹲下身軀”給予救援，而非“舉起手來”只能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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