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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軍官和士兵一起鏟除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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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2月8日電／中國青年報報道，在全國人民抗擊雪灾的戰鬥中，參與其中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再次吸引了全中國人民的目光。可以說，沒有軍人的參與，就沒有這次抗擊雪灾的勝利。每當重大的灾難來臨，爲什麽沖在最前面的總是我們的子弟兵？在世界範圍內，這是不是一種普遍現象？這和我們這支有著80年曆史的人民軍隊的性質有著怎樣的關系？就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軍事科學院軍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公方彬。
記者：公副所長，在最近的抗雪灾的報道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身穿軍裝的官兵們頂風冒雪排除道路結冰、維護機場車站秩序的場面。而我們也不難發現，每次遇到大的灾難，我們的人民軍隊總是義無反顧地沖在最前面。直到今天，很多人仍然清晰地記得10年前的那場大洪水中，我們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以血肉之軀對抗洪水的壯舉。您覺得這和軍人這個特殊群體的性質有著怎樣的關系？
公方彬：我軍是一支黨的軍隊、國家的軍隊、人民的軍隊，在80年的成長曆程中，形成了“聽黨指揮、服務人民、英勇善戰”的優良傳統。結合其性質和傳統分析這種行爲，便很容易弄清問題的實質。既然是一支以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爲天職的軍隊，既然受黨的絕對領導，那麽，在人民的利益需要維護之時，在黨提出要求、下達命令之時，自然應義無反顧，奮勇向前。
不僅如此，由于我軍長期堅持維護人民的利益，幷且生動而又豐富地表現于社會生活與行爲習慣，從而保證了一代又一代的軍人自發傳承，尤其是這已經積澱和凝結爲以“使命、忠誠、紀律、犧牲”爲特質的核心價值觀。這種深印于一個集團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價值觀，自然而然地影響和導引著每一個加入到集團中的青年人的價值取向。
除此之外，廣大人民群衆的價值判斷也形成了一種强大的導向性力量，無形中影響著這支軍隊內每個成員的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這就是“關鍵時刻還是要靠解放軍”這句許多年前社會上流傳的話語，是實踐經驗的總結，是對軍人道德行爲、道德形象的贊譽，同時也形成爲道德標准和道德要求。
以見義勇爲爲例，作爲一個平民百姓，即使逃避，未必受到多大的責難，但是一個身著軍裝的軍人沒有沖上去，人民群衆則無法接受，甚至公交車上的軍人在很疲勞的情况下仍必須讓座，因爲人們耳熟能詳的雷鋒故事中就是這樣表現的。
記者：在很多人腦子里，軍人更多地是和戰爭聯系在一起的，他們的使命更多的是保衛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但是，爲什麽在大的灾難面前，軍人也同樣需要承擔如此重要的使命？灾難和戰爭之間，有什麽聯系嗎？
公方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武裝力量屬于人民。它的任務是鞏固國防，抵抗侵略，保衛祖國，保衛人民的和平勞動，參加國家建設，努力爲人民服務。”黨的十七大報告要求國家的武裝力量，必須“更好履行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的職責使命。”要求軍隊“繼續爲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所有這些意味著的必然是軍隊有責任、有義務承擔起像這次抗雪灾一樣的責任和義務。
至于你提出的灾難與戰爭的關系，對于軍人二者有共同點和特殊要求。實質上，二者都是一種强力挑戰，面前這種挑戰，關鍵看誰能有效應對。戰爭是人類最高的競技場，是人類社會發生的集團與集團的沖撞，要保證獲得勝利，必須依靠組織嚴密、戰鬥精神高昂，且訓練有素的集團來承擔。
灾難也是一種高强度的挑戰，只不過是自然界向人類發出的挑戰，是自然力與人力的較量，既然到了灾害的程度，說明自然力量已經達到很高的程度，非個體或弱小組織能够承擔。這就需要擁有其他社會群體難以比擬的組織力與戰鬥力的軍隊來承擔。
記者：公副所長，如果我們放眼其他國家的軍隊，當其他國家發生了比較大的灾難，他們本國的軍隊是否也需要承擔抗灾救援的任務？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整個世界範圍內，軍隊都是抗灾救援中最重要的力量？
公方彬：世界大多數國家，在面臨巨大灾難之時，軍隊都要承擔起拯救灾難的責任，幷且是承擔其中最危險、最艱巨的任務，所以有此共同點，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軍隊乃國家力量，也是人民養育的武裝集團，其必須滿足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二是軍隊有很强的組織性、紀律性、突擊性，這相對于灾難的突發性特征，軍隊更富有應對能力；三是征服灾難蘊含著巨大的危險和犧牲，雖然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有相應的社會責任，但那屬于道義上的要求，至于選擇逃避，或是擔當，全賴于靈魂深處的道德感。軍人則不同，再大的危險，只要軍令下達，則無法逃避，這其間幷不僅僅表現于道德觀念，還包括法的迫使。
諸多原因决定了，面對灾難，沖上去的必然是軍隊，必然是軍人。這也是軍隊所以能够産生更多的英雄，所以能够形成崇高精神和優良道德品質的主要原因之一。
記者：我看到過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對1998年那次大洪水中中國軍人的表現記憶猶新。文章中說，在現場，可以看到將軍站在水里和戰士一起扛沙包，如果不看肩章，甚至很難分辨出普通士兵和高級軍官。在關于這次雪灾的報道中，我們又從電視上看到將軍和戰士們一起在高速公路上清除積雪的場面。
公方彬：我軍政治工作突出强調的一個方面便是軍官模範帶頭。正是由于有了這樣的價值判斷，决定了將軍與士兵一同除冰雪，一起扛沙包，不足爲奇。當然，這幷不意味著放弃高級軍官的職責要求，而是要看什麽情况下與針對什麽樣的事情，假定走上戰場，那麽將軍就不能和士兵一起沖鋒，而是擔負自己應有的使命。
記者：那麽在您看來，這樣的傳統對我們這支有著80年曆史的人民軍隊有著怎樣的意義？
公方彬：至少存在兩大意義，一個是保持一支軍隊的政治品格的需要，另一個是保持軍隊戰鬥力的需要。
從前者來看，每一支軍隊都有自己的品格和價值實現方式，既然我軍從成立之日起，所堅持的宗旨便是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那麽就不應改變這種已被曆史證明的傳統。從後者來看，我們這支軍隊爲什麽有著强大的戰鬥力？很重要的一點是解决了利益區分問題，弄清了“爲誰當兵，爲誰打仗”。因爲利益具有導向性、根本性，幷且是最重要的價值判斷標准之一。因此，爲誰的利益而奮鬥，標志著不同軍隊的不同價值取向，進而産生不同的精神力量。
可以肯定，我軍80年的成長曆程圓滿實踐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性質和宗旨。這種“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既反映于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相一致之時，也包括發生矛盾需要作出犧牲之時，既包括革命戰爭年代，也包括進入改革開放後，包括發展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各個曆史階段。
從目前我軍的道義特征看，犧牲最徹底。比如遭遇生命威脅之時，是勇于面對，還是逃避，價值評判幷不相同，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擁有緊急避險的權利，但軍人沒有。這一點世界軍隊有相似性。但在犧牲邊界的劃定上，我們這支軍隊顯然比西方軍隊廣泛得多。西方社會不會要求軍人作法律和職責範圍外的犧牲，而我軍則要承擔更多的犧牲和更大的社會責任。
軍人認同了這種犧牲，接受了這種犧牲，因而獲得了精神的升華，進而産生了無盡的力量。道理不難理解，無私者無畏，超越自身利益者，才會作出最大的犧牲，才會義無反顧，决絕前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