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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新型97式水陸兩栖步兵戰車。(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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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4月6日電/《環球時報》發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員劉軍紅的文章稱,任何一個大國的崛起,都是有條件的。這里的條件,既包括內在的,也有外部的。同時具備各種有利條件,才算是一國崛起的戰略機遇。但戰略機遇期幷不意味著一帆風順,尤其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戰略機遇突然發生逆轉時,就要看我們怎樣運用自己的智慧,怎樣巧妙而又堅定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怎樣通過創新來創造條件。
回顧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不難發現,日本的趕超過程始終伴隨著對內外幹擾因素的克服。自1955年日本實現經濟蛙跳後,日本面臨一系列難題。第一個就是如何成爲資本項目自由兌換國。這對當時的日本政府而言,無疑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原因是,一方面,在美歐施壓下,日本無法回避這個過程;而另一方面,這種過渡一旦走得過急,就有可能使1美元兌360日元的特惠匯率失效,日本産品的出口競爭力將受到嚴重打擊,日本取得的經濟成果也有可能會被人掏空。
對此,日本政府費盡心思,反反複複,與美國進行了巧妙的周旋,將這個過程整整拖了15年。這期間,日本政策制定者的苦楚與艱辛難以言表。
更爲嚴重的是,1964年日本成功舉辦東京奧運會後,由于日本集中發展了重化工業,不僅帶來了極度的環境污染,也引起了世界資源緊缺,一度遭到美歐指責。而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美國經常收支赤字,日本貿易盈餘,日本迎來了嚴峻的日美貿易摩擦,幷面臨著資源漲價、物價飛漲的新形勢。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按平價兌換黃金,戰後美國給日本的特惠匯率宣告結束。日本經濟無法繼續與美國捆綁,在石油危機下,日本“失去了航海圖”。當時,有些日本人甚至稱“這是美國對日本的第二次打擊,無异于日本的第二次戰敗”。
1993年,美歐又聯手譴責“日本經濟體制是資本主義的异類”,要求徹底改革經濟體制,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事實上,直到1997年橋本實行六大改革,日美圍繞經濟發展模式的鬥爭,始終未曾間斷。如果說經濟發展模式屬于一種“生産關系”,那麽日美經濟體制摩擦,則堪稱一種“准意識形態的對立”。這種對立的直接表現,莫過于日美貨幣的水面下較量。
1997年秋,面對東亞金融危機,日本國內金融動蕩,日元貶值,美國要求橋本政府負起責任,阻止日元貶值。對此,橋本在紐約發言稱“要日元升值,唯有拋售美國國債”,引起紐約市場動蕩,美元大幅貶值。之後,橋本失去的是首相職務。在這些較量中,我們看到的是,在發展機遇遭遇逆流時,日本采取了勇于和善于搏鬥的一種戰略。
誠然,任何國家的崛起,都有其特殊的曆史條件;任何國家崛起的經驗教訓,也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寶”。但在戰後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日本如何應對發展機遇的逆轉,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