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8日電／《中國日報》18日刊登一篇署名廉湘民的題為《是“和平起義”，還是武裝叛亂》的文章，新華網轉發了該文章，全文如下：
在西藏人民紀念1959年平息叛亂和民主改革50週年的時候，當年領導、組織叛亂的達賴集團也在境外紀念他們所謂的1959年西藏“全民起義”。1959年3月10日發生在拉薩的事件果真是“和平起義”嗎？我們簡單回顧一下歷史便不難得出新的結論。
1951年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署《十七條協議》，西藏和平解放，此後一些封建農奴主上層不斷進行破壞《十七條協議》和反對中央政府的活動。1955年5月，達賴喇嘛赴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返回西藏途中，其隨從人員副經師赤江·洛桑益西、西藏地方政府噶倫索康·旺青格勒，藉口進行佛事活動，到四川理塘、甘孜等地，邀集當地土司、頭人和上層僧人，鼓動反對民主改革，發動武裝叛亂。幾個月後，四川一些藏族聚居的地方就發生了武裝叛亂，大量叛亂分子竄到西藏。1957年，叛亂分子們在拉薩成立了“四水六崗”組織，決定以募捐形式籌備資金，給達賴喇嘛獻“金寶座”。這一活動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批准，達賴喇嘛接受了“金寶座”。1958年4月，各地武裝叛亂頭子、拉薩三大寺和藏軍代表簽訂“同盟書”。7月，“四水六崗”召集27個地區的叛首會議，宣佈成立“衛教軍”，建立西藏山南根據地。
1958年7月，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山南桑日宗空投藏籍特務2人，11月4日在山南哲古給叛亂分子空投武器50包，26日派人向山南地區運入武器彈藥226馱，援助叛亂分子。1959年1月，上述2人在拉薩羅布林卡同達賴喇嘛的副官長帕拉·土登為登進行密談。1959年3月達賴喇嘛逃往印度時，身邊就有中情局訓練的人員護送。
1959年2月7日，達賴喇嘛提出想到西藏軍區看戲。3月8日，其手下用電話通知西藏工委統戰部，達賴喇嘛定於藏曆二月一日拉薩時間下午1點（即公曆3月10日北京時間下午3點）到軍區禮堂看戲。9日夜，拉薩朗子轄（市政府）墨本（市長）根據噶廈的指示通知拉薩市民說，達賴喇嘛要到軍區赴宴看戲，漢人準備在宴會上毒死達賴喇嘛。因此，每家都要派人去羅布林卡請願，要求達賴喇嘛不要去軍區。3月10日，拉薩市民涌向羅布林卡。12時左右，愛國人士帕巴拉·索朗降措在羅布林卡門外被打死，被拖屍到市裏遊行示眾。隨後，軍區副司令員桑頗·才旺仁增在羅布林卡門外被打傷。
與此同時，叛亂分子在羅布林卡召開“人民會議”，決定由索康等人領導“西藏獨立”運動。11日決定：拉薩的哲蚌、色拉、甘丹三大寺立即組織“先鋒隊”。當天夜裏，噶廈派人到各地傳達命令，要求各地武裝迅速趕到拉薩，保衛達賴。13日，叛亂武裝總部以“西藏獨立國人民會議”名義，向各地下達命令：“為了反對共產黨和獲取西藏獨立的武裝鬥爭的勝利，所有18至60歲的男人，都必須自帶武器、彈藥、食物，立即趕來拉薩，不得遲緩。”16日，從拉薩通過印度領事館電臺給逃亡在印度的分裂分子發出密電，讓其設法得到國際支援。20日淩晨3時40分起，叛亂武裝向駐拉薩的黨、政、軍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發起全面軍事進攻。
事實證明，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由西藏上層反動分子領導組織的，以分裂祖國，對抗民主改革為目的，受到帝國主義勢力支援的地地道道的武裝叛亂。達賴喇嘛在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時時處處以和平面目出現，頂著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桂冠的達賴喇嘛當然不願意人們了解1959年事件的真相，所以要把維護封建農奴主利益的武裝叛亂稱為“和平起義”。這不由得令人想起去年拉薩“3·14”事件之後，面對慘死者的遺體，受傷者的傷口，學校、商鋪的殘垣斷壁，眼見施暴者的惡行，達賴喇嘛都可以稱之為“和平抗議”，請問，世界上還有什麼活動不是“和平”的呢？只是不知在1959年3月10日慘死的帕巴拉·索朗降措、受傷的桑頗·才旺仁增是否同意達賴喇嘛的說法？不知2008年3月14日拉薩“以純”服裝店被燒死的次仁卓嘎、楊東梅、陳佳、何欣欣和劉燕等5名年青女孩的冤魂是否同意達賴喇嘛的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