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被兩架飛機撞毀的紐約世貿中心附近一面在風中飄搖的美國國旗。 |
中評社香港12月1日電/時代雜誌報導,廿世紀堪稱是美國的世紀,美國贏得二次大戰,終結冷戰,讓不少美國人因此以為志得意滿,學者甚至喊出“歷史的終結”,以為全球從此不會再有紛爭。這種自滿讓美國在廿一世紀一開始就經歷“地獄的十年”,淪入當今的艱困處境。
聯合報報道,文中指出,一九九○年代,凱達恐怖組織剛崛起時,美國幾乎沒有提防。這是癥結所在。賓拉丹原本是美國扶植於一九八○年代對抗蘇聯大軍的阿富汗聖戰士,他在一九八八年成立凱達組織,蘇聯撤離阿富汗後,原與美國友好的自由鬥士迅即翻臉。
凱達從一九九二年起就開始攻擊索馬里的美軍,三年後,駐沙特美軍遭到攻擊,十九名美軍喪生。一九九六及九八年,賓拉丹呼籲穆斯林群起攻擊美國人。一九九八年八月七日,凱達同步炸毀美國駐肯亞及坦尚尼亞大使館,造成包括十二名美國人在內的近三百人罹難。兩千年十月,恐怖分子利用小艇在葉門突襲美國海軍的“科爾號”戰艦,十七名美軍殉職。
接二連三的恐怖攻擊讓部分有識之士早已針對九一一之類的重大攻擊提出預警。美國已故知名政治學者杭廷頓曾經說,文化與宗教將是後冷戰時代的衝突之源。他指出,“伊斯蘭文明”可能因為人口爆炸與宗教基本教義派抬頭而與西方世界爆發衝突。美國卻掉以輕心,以為恐怖分子不敢到美國本土犯案。
在經濟方面,美國具有自我陶醉的傾向。這是金融市場翻天覆地,終致美國與全世界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這是不負責的撤銷管制及聯準會在貨幣政策上配合的惡果,讓銀行家與金融炒手在自由市場為所欲為。
德州大學歷史學者布朗德斯表示,葛拉斯/史迪格爾法案一九九九年廢除是不幸的分水嶺。這項法案區隔投資金融與陽春型金融,使市場更安全。布朗德斯說:“禍因從此種下。有人認為,科技、網路與金融工具已經改變一切。推銷這個觀念與這些工具的人坐收暴利。”
另一個原因是,寬鬆的新規定使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等金融機構得以肆無忌憚的累積不成比例的巨額債務。它們的高階主管為過度的槓桿操作極力辯解,並抵死反對規範衍生性商品。他們最後受到反噬,卻殃及投資大眾。
過去十年破產的美國企業多得離譜。網路的創造性毀滅力量難辭其咎。網路開拓亞馬遜、Google等新興企業數千個就業機會,卻導致部分產業領域的更多人失業。
尤有甚者,美國汽車大廠不思長進,致命缺點包括:汽車品質低落、油耗驚人、冗員充斥、觀念閉塞、長年享有超乎正常標準的市占率。等到豐田與本田汽車長驅直入,美國汽車大廠終於相繼不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