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6月18日電／競報刊登署名鬱曉東的文章說，隨著聯合國通過關於伊朗核問題的1929號決議，決定對伊朗實施自2006年來的第四輪制裁，伊朗核問題並沒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不斷引發各方的新問題，在已經因經濟、環保、自然災難和人為爭端搞得很熱鬧的世界上，成為了一個熱點，也是一個難點，而且看樣子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成為比較長期的熱點和難點。
文章說，站在大多數國家的立場上，伊朗發展核工業，的確是給自身帶來了威脅，給地區平衡和國際關係產生了不穩定因素。然而站在伊朗人的立場上，發展核工業乃至核武器難道不是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如果按照西方民主的一貫原則，西方世界為何如此強硬地否定別人選擇自己的道路？
其實，一切的一切，說到根上，還是利益所在。面對一個擁有核武器的伊朗，不用說也知道，該選擇什麼樣的外交政策，至少，明面上的強勢欺壓和戰爭威脅是不那麼有底氣了，正如當年美國在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中的不同選擇——在朝鮮，面對中蘇明顯的支持，美國動用聯合國軍放開手打，雖然損失慘重總算維持了一個最後的三八線，可在越南，戰略空軍始終不敢對北越實施狂轟濫炸，陸軍就更不敢對北方主動出擊，在南越疲於奔命的結果就是灰溜溜地回家，還鬧得自家遊行抗議，原因就是中國成了核大國。
核工業和核武器的出現，再一次改變了人類歷史上的外交遊戲規則。
第一次改變規則的是人類的工業化帶來的熱兵器。在原有的冷兵器時代，人力與土地，是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基本要素，大國強國，最基本的倚靠是要有充足的人力，和足夠的土地，有了人，才能有生產力，才能有夠多的軍隊，即使是人數相對較少的游牧民族如匈奴或蒙古，也是因為有廣大的草原作為戰略縱深才能發展起來，而那些“小國寡民”的獨立體如雅典城邦或者威尼斯商業聯盟，即使經濟發達科技領先，最終還是要淹沒在農業大國的人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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