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看看西方大國是如何擠壓他們所遏制對手的“行動自由”的吧：在科索沃戰爭打響之前，美國及其西方盟友掀起了一場對所謂南聯盟人道主義災難的集體譴責；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人製造了所謂伊拉克人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真實謊言”；在東亞，美國人用“輿論轟炸”將朝鮮描寫成邪惡國家。
“限制行動自由”戰略其實就是孫子“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現代版，美國人嫻熟地運用這種戰略技巧，達到了絕妙的效果。俄羅斯人儘管國力衰敗，但始終不忘顯示他們的行動自由，在科索沃戰爭期間，俄羅斯人出其不意地趕在西方人之前空降科索沃的普裡什蒂機場。以上案例是戰場層面對“行動自由”遏制。其實這種“行動自由”博弈不是冷戰的新鮮產物，一戰結束後的1921年，西方大國經過一番激烈的口水戰簽署了《限制海軍軍備條約》即著名的《華盛頓條約》，企圖用限制裝備“行動自由”的方法，來維持來之不易的和平。但是美國和日本恰恰是用了條約的漏洞，分別發展了龐大的航母力量，由此演繹了太平洋戰場人類歷史上最為悲壯慘烈的航母戰爭。
解讀冷戰後的國際戰略格局變化，似曾相識的對裝備領域“行動自由”的限制層出不窮，當然限制的對象不是美國和西方人自己，而是他們覬覦已久的對手。對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國際核查，對伊朗和平利用核能的壓制，對印度和巴基斯坦核競爭的恫嚇，以及針對朝核問題的多國博弈，從這些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行動自由”的限制永遠是單向的，而所有那些為了平息大國怒火而屈服的國家，其結果就是自掘墳墓。反倒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堅守，令西方大國悄悄閉上了嘴巴。
害怕別國的反彈和大國的恫嚇，是有些國家發展裝備時的一種唱衰思維，但歷史告訴我們一個明顯道理，這種思維所導致的後果是什麼。當然，裝備領域競爭的“行動自由”，在具體的操作層面中要依據國力量力而行，當年，前蘇聯正是在美國星球大戰的喧囂中迷失了自我，被美國虛張聲勢的太空訛詐所牽引，與美國進行裝備技術的直接對抗，最終拖垮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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